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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陶渊明的性格比较 屈原与陶渊明在政治理想和诗文上都是个性特色非常明显的诗人，但是他们在出身、从政经历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而在诗文中流露出一种相似的神韵，在思想精神上对于我们当代人有着特别的魅力。屈原作为“帝高阳之苗裔”，和楚王同姓，至于父、祖辈，并没有什么作为，他有诗言：“忽忘身之贱贫”，“贱贫”可能反映了比较真实的情况。陶渊明虽然有比较有名的曾祖陶侃，但“昭穆既远，已为路人”（《赠长沙公》），所以“少而贫苦”。由盛转衰的家庭背景，良好文化教育的熏陶，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文人。“生于国而长于野”，屈原的话中显然流露出一些家庭悲剧的影子，父辈没有留给他财产、业绩显然是事实；陶渊明八岁丧父，而且他的父亲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成就。家庭留给他们的只是祖上辉煌的遥远回忆和现实生活的无奈困窘。如果把他们单纯的看作是诗人，那么他们情绪的起伏常流露于字里行间，敏感脆弱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但是这种气质化作诗歌却是非常动人的，常常可以将诗人自己当时的情绪感染给读者。追溯二人家族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家族的优秀基因似乎正通过N代的沉眠蓄积了莫大的能量，而在他们两人的身上苏醒过来，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屈原的志向在于辅助君王，举贤授能。而陶渊明亦不同寻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就是他们主要在政治仕途方面远大而又执着的志向。屈原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少年时代便培养了卓越的才能。诗人立志要做一个正直有用的人，做一个完美的人，“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认为“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惜往日》），却高估了当时他所热爱的楚国贵族尤其是楚王的才能，导致了他孤掌难鸣。而他的一系列政策破坏了当时贵族的利益，在那些楚国肉食者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这些人联合起来排挤屈原，“谣诼谓余以善淫”，使他在楚王的心中一落千丈。虽然口齿伶俐，屈原却缺乏在社会关系中从容冷静的协调和组织能力，使自己逐渐陷入尴尬的境地：没有办法可以将改革进行到底；丁忧，回家种田；自己培养的学生一个个迅速腐化……而被楚王不信任、又被一大帮子无耻的恶狗穷追猛咬，诗人除了唱唱楚声、写写楚文、用悲伤的眼光看楚国边境上冉冉升起的烽烟外，简直是无可奈何。相比之下，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黑暗到无法精图吏治。虽然陶兄很想有所作为，但是职位低下俸禄也少，还要奉承那些官僚——以至于诗人愤而丢下一句“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辞职了。 仕途上无法发挥什么政绩与才能，刚刚到任就发现“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于是又隐居；又因为“家贫”与理想，再次出仕……十三年中，时而做官，时而归隐，经过长久思考、选择，最后走上归隐之路。陶渊明的性格并不适宜做官，他自己也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故要求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屈原也好，陶渊明也好，对政治仕途都期望很高，但是仕途上却都不顺利，故而他们的创作，总是与政治失落、怀才不遇有关。“有志不获聘”的原因除了当时社会黑暗，忠佞倒置，世风日下以外，和他们个性上“过清”有关。读读屈原的《离骚》《九章》，同时代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好人、一个贤臣，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陶渊明的归隐，他曾强调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但另一方面亦愤世嫉俗地归结为社会黑暗，无法生存，如“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之六）、“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之十二），故将出仕比喻为“误落尘网中”。，屈原陶渊明并不是曹操或者王安石，他们的气质太多高洁了，缺少忍耐和老谋深算——也缺乏那种从政的热情诗人与一般的人一样，均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同样有做官的强烈欲望，，在隐居之时，多少次的犹豫、思考、彷徨、矛盾、斗争？他们的作品，或喜或悲，都是他们苦难历程的记录悲愤出诗人，但是诗人不适合做官人，屈原，是个伟大的诗人，而陶渊明从性格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全身静穆”的仙人，他在面对仕途问题上时往往和屈原一样容易上火激动，常常迸出不一样的乐符。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向来获得好评，或称为辞官归隐的宣言书。写现实思想矛盾，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这种反问本身，其实是他内心归隐之后无法掩饰的动摇、矛盾心情，也是自己心理斗争的一部分，以此来坚定自己的信念。越是寂寞孤独，痛苦忧愁，诗人在诗文上越是极尽想象，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不展现了诗人在现实中力所不及但是在精神上建立理想家园的梦想。 屈原和陶渊明都是伟大而又孤独的人。屈原的孤独是不被理解，渊明也常常感到没有依靠，没有朋友。其《饮酒》“序”中提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