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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举证责任 ［摘　要］　刑事诉讼举证责任问题，在刑事证据制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主要解决了对于诉讼进行和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一是承担证明或举证义务的主体和条件；二是承担证明或举证义务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义务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文章是从以上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试图为实务工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　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举证责任 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件以判决李庄有罪落下帷幕已经有两年之久，但案件激起的涟漪却久久不曾消减。李庄案是律师舞弊还是刑事诉讼和刑事法律设置的缺陷导致的后果，本文暂且不做评论。但笔者认为认真研究我国的刑事诉讼举证制度的内容，并在实务中善加利用，或许是减少李庄之类案件的途径之一。 一、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内涵和渊源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向审判机关提出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古罗马所确立的诉讼中，实行著名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它有两条具体化的规则：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负有提出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不负举证责任；二是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则负举证责任的一方败诉。古罗马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原则，对其后各国立法和证据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国家由起诉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在英国刑事诉讼中，公诉方负说服责任，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公诉方承担，这是英国所有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贯穿英国刑事法律之网的一条“金线”。上议院在伍尔明顿诉公诉人一案中稳固确立了此项原则。该案中被告人因涉嫌谋杀妻子而被起诉，他承认枪杀了妻子，但辩解说是因为意外而不是谋杀。审理本案的法官指示陪审团，一旦证实被告人妻子的死亡是由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那么被告人就负有证实那是一场意外事件的责任，他只要对其有罪提出疑问就足够了。桑克大法官在讲话中同时指出：“虽然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是公诉人的责任，但被告人做精神病辩护和制定法有例外规定时除外。”[1] 美国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专门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公诉人。公诉人承担着证明被告人犯有所控罪行的所有实质要素的任务。但如果他运用证据仅仅能证明被告人可能是作案人，那是不够的，被告人不能因此被判有罪；仅仅能证明“很可能是”，那还不够。公诉人必须能够证明达到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才算完成了“证明责任”；“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程度很高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明晰可信”的证明标准。 综上，刑事诉讼举证责任是指侦查机关、公诉人和审判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有两种情况：一是控诉主体和辩护主体在审判阶段负有向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另一种是指诉讼当事人承担的向侦查机关、公诉人和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 二、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设立的前提 我国诉讼举证责任是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础上设立的。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无罪推定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推定，无须基础事实的证明，即认定该当事人无罪。换言之，证明被告有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诉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1948年12月10日，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联合国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确认。该宣言第11条（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项规定，任何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在依法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规定了此原则。 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及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如：加拿大宪法、法国2000年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2001年新刑事诉讼法典，等等。至1996年3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虽然该规定中没有出现“推定”或“假定”无罪的规范性表述，但却含有无罪推定的精神。同时，在该法第162条第（3）项中还相应规定了罪疑从无原则，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 三、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 （一）我国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