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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领导干部“减负”善莫大焉 　　近年来，广州、上海、浙江等地出台了多项有关为领导干部“减负”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的“减负”内容多种多样，其主要者有：(一)减会。即减少领导干部的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尽量不开，必须开的会议尽量压缩会议时间，减少领导干部出席的人数，精简领导干部讲话的内容;(二)减文。即减少呈送领导干部的文件，严格控制印发、报送领导干部传阅、审核、批示、督办的文件和相关材料，必须呈送领导干部的文件，应尽量简洁、精炼;(三)减应酬。即减少领导干部的各种应酬，如接待上级机关各种检查、视察的迎来送往，出席下级部门各种活动、庆典的剪彩、祝贺，参加年终岁末的各种“公关性、礼节性拜年”、“送温暖”等;(四)减任务摊派。即减少对领导干部的各种非其本职工作的任务摊派，如包片(一定建设项目涉及的拆迁区域)完成拆迁任务、包户落实计划生育指标、定期限完成一定招商引资额度、包区(如若干乡、镇、村等)落实一定面积的规模种植、规模养殖任务，等等。 　　各地发文为领导干部“减负”(实际上，发文为领导干部“减负”的不只是地方，中央亦曾多次发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精文、减会、减少应酬，为领导干部“减负”)，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领导干部是主管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全局性工作的，他(她)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涉及该地区、部门的方向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进行思考。如果他(她)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文山会海，用于各种应酬，其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思考相应地区、部门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从而难于对这些问题做出慎重的科学决策。 　　其次，领导干部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公权力的代表，他(她)们的行为方式直接决定该地区、部门的政策导向和治理模式。如果领导干部的“负”过重、过分，偏离其法定职责、职权、职能，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干预市场、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干预农民的种养等农事，干预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如超越本职工作去招商引资、去为企业的产、供、销奔走呼号，去劝说，甚至强迫农民搞某种农作物的规模种植、某种水产品的规模养殖，等等，就可能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营自主权和自由，其辖区内的人民群众不仅不会对其忙和累领情，反而可能对其心生怨意，其超负荷工作不仅不能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反而可能窒息当地经济的活力。退一步讲，你如此积极、热心地“履负”、忙碌，也可能把当地经济突击抓上去了。然而，任何人的时间和精力终究是有限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抓经济上去了，那就必然会忽视当地社会事业，如教育、文化、卫生、环境、生态保护等，从而严重影响这些事业的发展，违背科学发展的要求。 　　再次，领导干部的很多“负”成本太大，副作用太大。如几大班子的负责人分工到上级机关跑项目，跑资金，到外地招商引资等。然而，要跑到项目，跑到资金，招到商，引到资，完成预定的获取相应项目、资金及招商引资指标的任务，通常要采取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甚至行贿等手段打通关节，方能达到目的。很显然，领导干部这样做，不仅要花费相应地方政府、部门的大量金钱成本，还可能腐蚀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的一大批公职人员或非公职人员。而且，领导干部在此种“履负”(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跑项目、跑资金、招商引资等任务)过程中，自己也可能被腐蚀(被他人或被自己腐蚀)。 　　此外，领导干部负担太重，应酬太多，不利于其素质的提高和领导水平的改进、提升。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不断更新的社会，从而对于全体国民，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作为担负治国理政职责的领导干部，如果成天忙于应酬，将自己陷于文山会海、觥筹交错之中，不读书学习，其知识就不可能得到更新，其素质就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导干部讲出一些“雷人”的话语，做出一些“雷人”的行为。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成天忙于应酬，不读书学习所致。 　　最后，“减负”对于领导干部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是非常必要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与普通人一样，他们同样应有休闲、娱乐、旅游和满足自己一定个人爱好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认为也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同样有履行丈夫、妻子、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义务的义务，这些义务既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领导干部在履职期间，可能要牺牲一些个人休息及家庭生活时间，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每个领导干部都像温家宝总理一样，把自己完全变成“公共财产”。温总理25年放弃节假日，连续8年未与家人一起过春节，这虽然非常可贵、可敬，但这也应该只是特例。在国外，一般领导干部，甚至总统、总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坚持正常上下班，正常休假。这些领导干部治国理政，其政绩也有很不错的。 　　综上可见，为领导干部“减负”不仅具有重要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