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docVIP

第七章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我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从唐末五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上谕改书院为学堂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隐居读书创办了书院。这些书院开始授徒讲学活动，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了。”政策的实施，使儒家表现为经学，儒家经典经由董仲舒等人的重新解释而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但就在此时，佛教传入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以兴起，等到离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思潮又成了一种时尚风气，这使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哲学面临严重的挑战，在玄、儒、佛、道的相互斗争中，儒学的地位大大削弱。当然，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最终经过唐代的进一步扩展和巩固，在宋代便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杂揉有佛道思想的新的儒学体系，即理学。 在新的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宋时的许多学者，如二程、张载等对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最终由朱熹总其成。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为了大力宣扬理学，纷纷创建或主持书院，以作为他们的阵地。位于庐山之上的白鹿洞书院，原是唐人李渤兄弟读书的地方，但在五代时期发展成以李善道为洞主的白鹿洞学馆，北宋建立后，又演变成颇具影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朱熹知南康军时，为了扩大儒学影响，发展地方教育，曾上书申修白鹿洞书院，并请为其题额、赐书，获皇帝恩准后，书院便在朱熹的直接关注和督促下得以尽快兴复。 为了真正重振白鹿洞书院，朱熹还招纳各方学者来此讲学，并亲自参与组织和管理，直至亲临讲堂授课。特别是他还为此书院拟定了《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一在理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建教育的总纲，不仅对白鹿洞书院，而且成了其它书院，以至成了各级各类官学的办学宗旨，且它的影响还持续到后来几个朝代，兴复后的白鹿洞书院，为而后几百年各学派建设书院树立了样板。 四、元代书院的初步官学化 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诞生后，这使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除不愿做元朝的官外，也不肯在元朝设立的官学任教，甚至都不让其子女入官方的学校。对此，元朝采取了承认和提倡开办书院这一较为灵活的政策，用以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元代书院较前代又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此时，书院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分布更加普遍，且由于吸收了一批南宋著名儒师及其门生，使得元时的书院质量也比较高。当然作为存在有民族防备心理的蒙古族统治者，却逐渐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和经费使用等加强了控制，并通过笼络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影响整个学术界的办法，加强思想钳制。这些来自官方的限制，使书院在元朝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官学化倾向，书院的特色被大大削弱了。 五、明代书院的由衰到兴 明代的书院时兴时废。明初，由于重视文化建设，士子在官学待遇很优厚，科举前程也极为荣崇，使得很多人已不再热心于书院，除沿元制旧设立了洙泗、尼山二字书院外，此时，书院的总态势是衰歇的。直到明中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外交往的扩大，统一思想的被打破，于是，思想领域内的自由讲学之风兴盛，书院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王守仁、湛若水等人为了反对理学、宣扬心学思想，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这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明后期书院曾遭遇四次被禁毁的厄运。发生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十七年（1538年）的更多。发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的书院被毁事件 南宋杰出教育家朱熹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奔竞之风和官学完全沦为科举附庸的现状无不感慨地说：“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 而“大抵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 在朱熹看来，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改革必须与培养人才的学校改革配套进行。然而，“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 他说：“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关键是要有“真可为人师者”任教官，才能吸引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求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心悦诚服，以便于弘扬古法之遗意。”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书院起因时也说：“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也就是说，鉴于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多近于科举，不足以满足学者之愿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