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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制度实效经验考察与理论再思 　　当今时代，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被视为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根本，司法独立被认定为国际潮流和“必由之路”。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量极有教益的研究，但大量的工作集中在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必然性与美好前景上，而关键的问题是，司法独立的理论预设是什么？它是否是无条件、无前提的？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与保障条件？ 　　从实践上看，半个世纪以来，在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已成全球潮流的背景下，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成功建立起了这套制度并能良好运转？进而，对于正在或将要进行司法改革的所谓法治后发国家而言，应该如何视之？ 　　当今世界，关于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迷思。在中国，作为一套司法制度，就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而言，对其奠立之根基与支撑之条件，学界依然缺乏足够细致和有分量的研究。这些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今天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并应根据翔实的经验考察做出更深刻的理论反思。 　　利用当前一些重要国际数据库及治理指标中与法治和司法相关的指标，通过对全球尤其是典型发展中国家司法独立制度运行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 当今世界，关于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迷思。在中国，作为一套司法制度，就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而言，对其奠立之根基与支撑之条件，学界依然缺乏足够细致和有分量的研究。这些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今天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第一，司法独立不是无条件、无背景的，它需要历史与政治传统、社会环境、制度框架、机制保障等一个复杂系统的保障，而且它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第二，从经费投入上讲，司法独立或者说保持司法独立性是昂贵的，然而昂贵的经费投入只能说是司法独立良好运行的重要条件，但不能保障它一定运行良好； 　　第三，普遍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等西式民主虽然在西方国家与司法独立之间表现出了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必然的。经验表明，西式民主并不能确保司法独立的良好运行，同时高质量的司法独立也未必以绝对的西式民主为前提； 　　第四，对于??西式民主体制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建立高质量的司法独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第五，司法独立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概念：要么司法独立，要么司法不独立。事实上，它可能还存在一个程度或类型的问题； 　　第六，司法独立并不是终极目标，更不是终极真理，更重要的是司法体系运行的实际绩效； 　　最后，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司法独立不仅要求立法和行政机关不侵蚀司法权，同样还要求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或司法谦抑（judicial passivism），法院应该谨慎实行司法能动主义，不能过分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立法与行政机关或者社会。 　　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而言，司法独立制度运行的经验，既难以支持以司法独立为名对现行体制的否定，也难以支持以体制为名对司法独立的排斥。 　　必须交代的是，这个研究在有些方面可能会得出与当前学界某些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发现。这不意味着是质疑现有学界成就的“否定”，而是旨在拾遗查漏的“补阙”，并不意图提出高深玄奥的理论，只努力以实事求是的经验考察呈现出我们本应重视但却有意无意忽略了的简单常识，从而展示出问题所本来就具有的复杂性，并希望以此促使人们放弃“一招鲜，吃遍天”的迷思，真正解放思想，以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进入丰富的经验世界，具体地解决身边的真实问题。 理论目标与制度框架 　　司法独立制度的产生，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资本与市场经济——财产权——是它的底色。韦伯对此有经典论述。在他看来，在陌生人交易风险大且难以控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产权和契约的保护就需要一套政治独立和技术可靠的司法体系。这个命题成为现代西方法律理论的核心，成为将法院定位为国家保护市场核心组织合法性的最佳证成。 　　这一理论进路随着韦伯将政治支配的类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形式理性四种理想类型的经典型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司法理论共享的思想背景。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发展了这一进路，他将制度定义为用来减少人类交往不确定性的社会“游戏规则”，并提出经济绩效以制度（比如法院功能的发挥）保护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力度为标准。 　　他们二人的理论为以工具主义方法为指导的司法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实际上，近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西方机构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就是以此为基础。政府最小化及与此同时的司法和社会最大化——也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及独立的司法，构成了其虽然丰富但却并非完全逻辑自洽的光谱。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建立的过程与这个理论恰相印证。以英国为例，其司法独立主要是指普通法院相对于国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