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节.docVIP

国内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节 一、引言 “民工荒”现象从2004年在我国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首次出现起，以后几乎每年都会季节性地产生，起初在个别行业、地方出现，随后迅速蔓延到服务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长三角、苏南、津京沪乃至中西部省会、特大城市等国内多个地区。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春季前后表现得尤为严重。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2009年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东莞地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比从2009年4月的1.13∶1，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1.4∶1。之后“民工荒”愈演愈烈，在2010年春节前后达到高峰[1]。进入2011年春节前后更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工荒”，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劳务输出的几个大省———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的劳务输出量正在减少，仅湖北省就减少100万人，重庆由于东部多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落户于此，新增10万用工岗位，陷入用工短缺[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春节前的调查报告显示：广东、浙江和福建部分加工业集中地区用工短缺约在10%，广东达200万人的缺口，深圳为20万左右的缺口[3]。面对“民工荒”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民工荒”是多种原因引起的短期暂时性问题（樊纲，2005）；也有学者从我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解释“民工荒”（蔡昉，2008）；更多学者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就业环境恶劣、外出就业成本增加等方面分析了“民工荒”的原因。本文试图从经济结构调整视角入手，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借助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的综合框架，解析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经济发展进程中“民工荒”泛起的结构性探源 从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看，在“民工荒”泛起的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悖论现象“：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即有工作岗位找不到人或有人找不到工作同时上演。按经济学理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结构问题。由此，近年来“民工荒”滥觞、扩展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因素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1.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变薄。从经济学研究的直觉来判断“，民工荒”的出现与市场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联性，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基础因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改变，其中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可或缺的因素。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人口界区，此后老龄化加速，2010达到12.3%，2015年将到达14.8%。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16.7%，2050年将上升到31.1%（见图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4]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人口结构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比例在未来几年会出现拐点，即先升后降的态势。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也显示我国从2000年开始0—14岁的少儿人口比例从25.7%下降到2010年的19.9%，年平均下降约为0.58个百分点（见图1）；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15—64岁年龄组人口到2013年将到达峰值。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2020年达到最高峰，大约为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人口负担系数也将达到最低点，在经历40多年下降后开始趋于上升。[5]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在2009年就已到达峰值，占72.35%[6]。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结论哪个更准确，但仍可以分析得出：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总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正在迈入劳动力供给趋紧的阶段，农民工总体供给也会逐年减少，据统计目前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高峰期供应量减少600多万人，3年差不多减少了2000万人[7]。这种变化趋势将使前一阶段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淡出，而“民工荒”正是这些变化的信号。 2“.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民工主体，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民工荒”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直接相关因素，使农民工的构成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与前10年农民工群体结构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在民工群体中发展壮大。“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的农民工，2009年末他们在外出打工的22978万农民工中的比例已达61.6%，约有14154万人，成为当下农民工的主体。[8]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相比，存在自身发展心理预期高、职业期望值高、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收入水平偏低、职业技能水平低这样“三高、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