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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优劣，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大战略的实施。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由我国的特殊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所决定，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曲折复杂。建国之初我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人口自由流动时期，但五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后，国家又逐步实行了鼓励、引导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政策，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当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达2.6亿。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也存在很多问题。 　　1.与工业化的非同步性 　　以英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是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完成的。这些国家在转移农业人口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走了一条农民市民化与工业化脱节、不同步的道路。我国初期的的工业化是在依靠农业积累支撑的条件下完成的，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又被紧紧绑在土地上难以向城市转移，其结果不仅是造成了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萎缩，而且工业化也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内独立运行，其程度难以提高、规模难以扩大。改革开放后，随着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闸门开启，被长期积压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量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较低的比较利益也迫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入城镇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也比较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2.转化的不彻底性 　　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来讲，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般不存在许多限制，农民都是比较??接、快速和彻底地转化为了城市人口。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受到诸多限制，从户籍管理制度到社会歧视等非制度性限制，使得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特色”：转向非农业的2亿多农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种职业的转移，只是实现了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转变，并没有实现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的彻底变更。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时又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城农民变成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居民，而非真正的市民。农民工的“半市民化”，是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典型特征。 　　3.自边缘化现象凸显 　　过去，由于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阻碍而导致农民工不能彻底市民化，成为游走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边缘人。现在，这种状况依然存在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现象，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依然热衷于外出务工，却同时倾向于保留农业户口，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镇工作与生活。可以说，他们从前是“被边缘化”，现在则是“自边缘化”。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分析 　　1.推--拉机制缺陷 　　唐纳德·博格的“推一拉”理论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需要一定的条件：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而流入地也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把外地居民吸引进来。 　　英美等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彻底地完成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主要是因为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强大的拉力。同时， 工业化又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向城市转移， 形成了强大的“推力”。而当前我们国家的“推--拉”机制存在缺陷。虽然从事农业生产的较低的比较利益迫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入城镇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形成所谓的“推力”，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扩张也需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所谓的“拉力”，但另一方面却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造成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承载力不足，体制上的缺位和政策上的偏向，又使得农民工进城之后遭遇种种困境，失去了诸多平等发展和就业的机会，从而又减弱了城市扩张所产生的拉力。 　　2.二元制度羁绊 　　首先，现行户籍管理体制，挫伤了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工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大量的城市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与户籍相挂钩的福利在区域之间的分布差异悬殊，使得每个大城市在解决待遇问题上都存在很大压力。虽然近年来户籍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是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却在某些方向上越来越坚固而不是相反。从“被边缘化”到“自边缘化”实际反映的是二元户籍制度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