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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社区融合 　　摘要：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中村；休闲空间；社会融合；广州石牌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3.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人口迁移政策的放松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外来人口收入较低，并在城市中受到多种制度的排斥，外来人口大量集聚城中村，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城中村），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城中村以“脏、乱、差”著称，但仍有许多的休闲空间，包括村祠堂或宗庙、绿地和村里建设的活动中心等，这些休闲空间不仅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提供了休闲场所，也为城中村的居住社区融合搭建了平台，在促进居住社区融合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国内外休闲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休闲空间的阶层性、公共休闲空间规划和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价上。休闲空间的阶层性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归纳法、比较法、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分析影响城市居民休闲空间阶层差异的相关因素，并对未来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进行预测[1-3]。另外，通过抽样和访谈调查，对居民的休闲方式、休闲频率、每次活动时间、费用、休闲目的、所持态度做详细的分析，总结出普通公众的一般行为特征和不同休闲者的行为差异规律[4-8]。公共休闲空间规划研究则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研究满足休闲需求的环境设计，强调居住区环境和儿童游戏场的重要性，并采用城市开放空间体系规划方法，通过生活网络（living networks）组织城市游憩[9-14]。休闲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方面则主要采用费用-效益分析理论，评价休闲旅游资源的娱乐价值。技术上主要采用旅游费用法（TCM）和意愿调查价值评价法（CVM）。TCM成为评价没有市场价值的自然景点和游憩环境的旅游价值，到20世纪60年代，此方法成为户外游憩价值的经典评价方法，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日益盛行[15]。CVM是一种典型陈述偏好的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它以调查为基础，因为又被称为调查法。当一些惯常揭示偏好的方法（如TCM）不能评估一些非使用价值时，对这些价值进行评估的唯一方法就是CVM。在国外，到70年代中后期，CVM大量用于计量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存在价值等[16-17]。到90年代国内才引进TCM和CVM两种技术方法，应用于森林公园、自然风景名胜区的旅游价值评价[18-20]。总体来看，学术界对休闲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休闲资源评价和人们的休闲行为研究上，而关于在特定场所的休闲活动对促进人们之间的社会融合所起作用大小的研究则较少。笔者以石牌村为例，研究公共休闲场所对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的影响，为该领域的研究做一些补充。 　　1 研究区域 　　石牌村属于典型的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混居区，它位于天河区黄埔大道以北、中山大道以南、石牌东路以西和石牌西路以东，呈不规则长方形分布，面积约为0.6平方公里。随着广州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用地快速扩张，原先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石牌村周围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广州市新的中心。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导致外来人口的快速集聚，石牌村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居住场所，发展成典型的外来人口高度集聚区，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高额的房屋租金回报。本地村民往往采取居住在顶楼的方式与外来人口保持一定距离，近年来，石牌村开始在村边缘地带建设高标准住房供本地村民居住，这进一步拉大了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空间距离。同时，石牌村有着多样化的社会休闲空间，既有传统遗留下祠堂和庙宇，也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求而建设的活动中心、绿地公园和运动场等，休闲空间为城中村社会融合搭建了平台，总体来看，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外来人口在石牌村高度集聚，与石牌村本土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因此，选石牌村作为研究案例有着较强的典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