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票号的兴衰视角分析民营企业治理中的儒家诚信.docVIP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视角分析民营企业治理中的儒家诚信 一、引言 　　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成长和持续发展依赖于职业化管理队伍的形成和代理关系的融洽(张维迎,2003).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常面临两难抉择,其一是完全由投资者独自经营,不雇佣职业经理就不会产生代理问题,但当内部的人力和财务资源无法满足企业增长的需要时,企业就会增长缓慢,甚至陷入困境;其二是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实行两权分离,企业易于做大做强,但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等代理问题,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内部人控制(Insiders control)很容易诱发职业经理从个人效用出发进行决策,会导致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丧失和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是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形成”百年老店”的重要原因.如何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以有效遏制内部人控制等代理问题已成为民营企业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山西票号是中国历史上民营企业最早实现两权分离的典型范例,享有”汇通天下”的美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黄鉴晖(2002)对山西票号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经营状况、盛衰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张正明(2001)探究了晋商以义制利的经营价值观,以及经理负责制和顶身股制等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杨艳红(2002)探讨了文化和伦理在社会秩序的型构和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山西票号的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由此带来的问题;李新春(2002)认为家族主义信任能较好地解决代理中的信任问题,但其不能或难以解决随着组织规模或交易的复杂性增加所出现的代理能力不足问题;燕红忠(2011)认为晋商的成功源于其在经营活动中实行的是一种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的惩戒机制,指出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违约和信用问题,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势在必行;郑文泉和卢昌崇(2009)对晋商企业制度和西方经典企业制度的效率进行了整体性比较,认为山西票号依托本土资源形成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经典企业制度的高效率的内发原生型企业制度,对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吴秋生(2010)认为”票号式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既是铸就晋商辉煌的重要法宝,也是导致晋商衰落的重要原因.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兴衰进行了解读,对传统儒家诚信文化和集体惩戒机制在山西票号经营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未能揭示山西票号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山西票号出现严重内部人控制现象并走向衰亡的深层次机理,这对辩证认识儒家诚信文化和声誉机制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山西票号辉煌的基础条件 　　晋商早期主要以家族企业为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其内部产生了两权分离的制度需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山西特定的地缘文化背景下,晋商通过把儒家诚信、声誉机制与身股制进行耦合,有效地控制了代理风险,为山西票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诚信是山西票号实行两权分离的思想基础 　　信任与合作是紧密相联的(李新春,2005),没有信任作基础,就不会有代理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代理问题的实质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诚实守信,在交往中以信义为重,这使得代理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时能够相互信任,委托人大胆放权,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而且作为管理专家,能够将代理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以达到代理人如同为自己办企业一样经营企业的结果.在讲究诚信的儒家文化中,往往存在着很强的集体惩戒机制,社会秩序更多的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多依靠当事人自愿的方式来履行合约,因而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代理成本,诚实守信成为人们规避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理性选择.尤其是在法制不健全和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儒家诚信作为一种最具效率的合作机制,有利于人们在交往中形成稳定的预期,使交易得以发生以促进双方福利的增加. 　　明清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不太发达,商品交易方式较为简单.山西票号成立后,长时期不受法律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黄鉴晖,2002).在当时政府商业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儒家诚信等伦理道德对晋商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约束作用.山西人向来崇拜关公,信奉”信义昭着”、”言必忠信”等传统美德,一贯视忠义、诚信为做人的最高准则,不忠不义之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恪守诚信是人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理性最大化的选择.晋商通过把儒家诚信和票号经营管理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东掌制(即”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两权分离体制.东掌制是一种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制度,东家和掌柜双方相互信赖,凭信义合作.东家充分放权,对具体经营管理活动不加干预,”以礼相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张巩德,1996),并且对票号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充分体现了东家对掌柜的高度信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