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与遵义现代化发展.docVIP

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与遵义现代化发展 　　浙大内迁与遵义教育的现代化变迁 　　战前遵义，尽管各县学校众多，有文物之邦旧称，但更多只是旧式教育的成品。而浙大的迁入，则是在冲突与互动的语境中，质换其旧式教育的结构、功能，推动了遵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为遵义带来了大批高素质的现代化教育人才。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浙江大学也是大批专家、学者迁入遵义，1941年210人，1944年420人，1946年445人。其中有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浙大校长竺可桢，物理学家王淦昌，文学家梅光迪，史学家谭其骧、张荫麟、张其昀，数学家苏步青，农艺家罗登义，电工学家王国松，工程师吴馥初等，他们大多都是一时硕彦的知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和科研成果，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 　　引起了遵义学习观念的巨大变化。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向来以“求是”为校训，1939年竺可桢校长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就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求是精神也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浙大带来了清新的文化学术空气，培养了当地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形成了开拓进取的科学理智精神，在这种近代知识精神的感召下，遵义从此有了新的科学文化取向，“遵义青年往常以经商、当兵、做小职员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这种学风代代相传，使遵义文化现在仍处于贵州前列。 　　促进遵义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战前遵义，只有一所师范学校为较高层次的学校。浙大到遵义后，曾在遵义湄潭创办了遐迩闻名的附属求实中学，为当地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拓荒性工作；并将贵州与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所属的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的示范都作了具体工作。1941年4月，在遵义开教学辅导会议，开办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会。1944年春还办理教员函授学校，由工、农、师范三学院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还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社教工作服务队”，开展多项社会教育活动，举办学术讲座、开办民众学校、办理民众识字教育、开办青年补习班、设立民众阅览室等。同时，浙大学生在当地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为地方人士的子女做家庭教师，使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少年获得了良好教育，提升遵义民众的文化素质，推动遵义教育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浙大内迁与遵义民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抗战时期浙大的内迁，一大批受现代文化熏陶的高素质知识阶层的介入，各种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碰撞、冲突、变异与融合，给遵义带来清新的文化思想空气，加速了遵义民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迁。 　　民主和科学精神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在中国刮起一阵民主、科学飓风，但从总体上对边陲遵义的影响十分微弱。浙大迁遵后，很快成为当地抗日救亡与民主宪政运动的前驱和骨干。浙大师生散居遵义、永兴、湄潭等地城乡，宣传民主和科学，创立各种民主社团组织，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反对国民政府抗战后期的专制、腐败，掀起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浪潮，把浙大进步的民主、科学精神辐射到遵义的穷乡偏壤，深入人心。 　　形成开放、宽容、平和的社会心态。浙大迁遵初期，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市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与怀疑，加之“西南同胞因为素来生活低廉，至今人口激增，物价胜贵，因为埋怨‘难民’的到来”，而一些移民又“难免有惟已独尊的习惯，加上语言的隔阂，弄得你刀我枪的情形了”。久而久之，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不远数千里跋涉而遍历风土人情大不相同的各城市乡村”，而从未出乡的居民“得见来自各地风土人情大不相同的人民，而与之发生各方面的接触。如此交互影响，不仅可以增加双方人民的见闻交际，而且可以渐渐破除历来根底甚深的地域观念”。素质教高的移民群体为遵义民众带来了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拓宽民众的思维空间；遵义市民也逐渐认识到这些外乡人不仅成为遵义社会发展的一个支柱，而他们所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甚至生活习惯，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大大增加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思维量，遵义民众对外来事物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开始转为吸收、认同，心态日趋开放，逐步形成了一种开放、宽容、平和的社会心态，并与浙大师生建立了深厚情谊。 　　现代女性观念意识的增强。抗战时期浙大的内迁，以及遵义现代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使遵义地区的社会风气日趋开化，遵义人民逐渐走出封闭的宗法氏族圈子，尤其是昔日男尊女卑、女性备受歧视的局面大有改观，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现代女性观念意识大为增强。具体表现为妇女解放，婚恋自由，受教育程度提高，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就业面扩大等。同时，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的涌入，她们观念开放，衣着现代，言谈举止文明，使长期受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