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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辛亥革命后政治乱象原因 　　摘 要：辛亥革命后的政治乱象，人们认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使得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毁于一旦，1916年袁世凯死后，形成了以割据和混战为特征的军阀政治，直至1928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从表面上结束了乱政。但是，长期分裂的因素早已存在，而辛亥革命的复杂性也是军阀政治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太平天国；地方自治；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82-02 　　一、太平天国运动吹前奏 　　回顾19世纪的清政府，鸦片战争给自居天朝大国的清政府以沉重的一击，战败的屈辱和以太平天国起义为首的各地农民起义使得清王朝陷入内交外困的局面。对于帝国内部的叛乱，清王朝的八旗兵、绿营无法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于是提拔汉人地方督抚曾国藩，由此开始了中央集权的下移、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曾国藩及其湘军不辜负清王朝重托一举击败太平军，但以曾国藩为首的地方大员，并没有因为其地方权力的扩大而做出任何伤及清王朝中央集权的事情。 　　虽然1853年“就地筹饷”的厘金制度揭示了中央财权下移的趋势，但是清王朝也没有听之任之，也曾在事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财权的改革。不置可否，厘金制度从制定之日起便独立于国家财政系统之外，而由统兵大臣和地方督抚自行掌控。与此同时，原先由户、吏两部管理，地方无权插手的捐纳权限也于1853年转移下放到了地方。由此，地方督府对内可以办捐，对外可以借债，进而逐步形成以厘金局为中心、独立于中央的地方财政体系。 　　随后，清政府准许各省地方督抚筹办勇营，并建立地方武装，淮军、练军、北洋军、自强军、新军等地方私人武装趁势崛起，其营制都是承袭湘军，“其所部留防勇丁，割据水陆，统领营官皆由私受”。从用人权层面来看，与太平天国交战时以军官出任地方官的办法被保留下来，而奖励军功的结果又使得地方督抚能够任意提拔与举荐心腹或是亲信出任地方官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此后仍继续此法。中央财、政、军三项大权旁落，使得地方分权系统得以形成。诚如康有为指陈：“夫立国之道???兵食味先，而财政、兵政皆散在各省，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一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1]。 　　正如英国学者范德温认为，军阀主义不仅仅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变化的结果，也不是因为辛亥革命后诸多政治领导人未能达成一致共识。相反，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蚕食、国内政局动荡的局面以及现代的、工业化的军队在世界范围狂风暴雨式地兴起，促使中国各地方建立自己的军队。传统财政体制的财政危机和财政支持，税收改革和税收增长的压力和焦虑也导致地方军事力量赢得公共财富的争夺，也导致了地方政权以省或联邦主义为借口的抵制。 　　地方权力的上升和中央权力的下降虽然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但笔者并不认为适当地给予地方权力就会是导致中央集权的式微，相反，在合理的制度构架内，地方的强大对于帝国整体会起一个巩固作用。正如，美国的联邦制下，各州的强大反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二、地方自治运动埋伏笔 　　19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宪政思想的传播刺激了中国的一批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鼓吹和推行地方自治。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积极宣扬宪政思想和地方自治，敦促清政府进行改革。康有为撰写《公民自治篇》，对实行地方自治提出初步具体的构想；梁启超指陈，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虽然倡导推翻清政府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对地方自治却持默认支持态度。中国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时的宣言就规定，“在约法时期，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他之地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2]1908年12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随后发布上谕，在全国各省推行地方自治。随后一年又颁布了《自治研究所章程》，规定各省省城及各府厅州县设立自治研究所，以“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3]。此后又陆续颁布各种相关章程使得自治政策更趋完善。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一点，清末的地方自治政策是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是弥补中央对地方管治不足的问题，使得中央管治与地方自治相协调，从而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 　　但实际上，改革的结果却未遂清政府的心意，清政府所希望的国家权益与地方权益的和谐美梦化为泡影。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不但没有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成为了中央政权的威胁和挑战。同时，绅商力量的兴起与中央权力的衰微，使得中国长久以来强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大为削弱，各种权力旁落到了地方各级官吏之手。清政府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后，不得不将其原有的大批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权甚至税收、司法、警务、市政管理、外事等权力下放地方，反映了清政府专制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