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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 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革命党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制度。中华民国虽已建立，而作为清朝残余势力的北洋集团却仍继续统治着中国，直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才将其彻底肃清。究其原因，主要是那拉氏死后，清朝皇室犯了致命的政治错误，拒绝立宪派参政和放逐袁世凯，从而导致立宪派的起而造反和袁世凯的背叛。而当时的革命军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袁世 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致使这场革命最后归于失败，形成共和国名存实亡而封建王朝名亡实存的结局。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 太平天国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实力地位，军营风气亦为之一变。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其强调满汉一家，大量吸收汉族士绅参加各级政府，但旗、汉界限分明，民族岐视显然存在。这不仅由于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各级政府的实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汉员往往受到欺压和多方限制；还因为满洲贵族时时警戒、处处防范，竭力不让汉族官员握有兵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咸丰十年以来，清政府兵饷两空，主要靠汉员督抚募勇筹饷，支撑危局。为赢得战争，保住皇位，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大幅度地调整满汉关系与民族政策，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计，遂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增强，国家军政实权落到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督抚手中。加以取代八旗、绿营地位充任国家主要军事支柱的湘淮勇营，军营风气大变，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层层辖制，结为死党，虽战斗力大为提高，但从此军权旁落，成为汉族将帅的专利，再非满洲皇室囊中之物。 甲午战后清政府编练新军以取代勇营，亦欲乘机从汉族将帅手中收回兵权，而阴错阳差又使新建陆军一开始就牢牢控制在袁世凯的手里。迨及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满洲皇室孤悬其上，已被汉族军政官员完全架空。 二、自咸丰、同治以来，清王朝的安危主要系之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君臣之盟，而这一同盟的存废则主要取决于君臣双方能否信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规则。 以曾、胡、左、李为代表的湘淮军政集团，亦即曾国藩集团，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与清政府之间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而在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尤为如此。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同盟。因为这种同盟既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也不同于宋、辽间的澶渊之盟，故姑且将它称之为满汉君臣之盟。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倘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所以，要维持这个同盟，则不仅要以共同利害为基础，还要有双方信守不移的规则。简而言之，就是清廷必须善待功臣，而曾国藩集团则必须恪守臣道，亦即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意。 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湘淮军政集团，尤其曾国藩本人同清政府之间，曾出现过不下十次的政治危机，有的固属一场虚惊，有的则实实在在。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例如，湘军攻占天京后，清廷怵于曾国荃五万之众的威胁，以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为名，迫使曾国藩自剪羽翼。而曾国藩一旦裁军辞饷、送其弟曾国荃回籍，上述两事亦不了了之。在此关键时刻，倘有一方不肯让步，必致联盟破裂，天下大乱。再如，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突然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测。加以在此之前，蔡寿祺曾接连两折参劾恭亲王，其罪名之一即重用汉臣，词连曾国藩等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故其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曾与水师将领彭玉麟二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欷歔久之”。彭玉麟欲马上动手，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稍安勿躁，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不可仅据一纸京报就采取行动。若非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事情的发展必然是另外一种结局。 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属不易，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倘此盟系于两个民族之间，尤难上加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人们在称赞曾国藩经验丰富、知进知退的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那拉氏控驭有术、深谙为君之道。 三、清末满汉君臣之盟的破裂，双方都有责任，可谓君臣皆失。而摄政王载沣放逐袁世凯，则失误尤大，无异于自毁长城。 袁世凯的外交与军事才能虽然主要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