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_论文.docxVIP

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愬传》记李愬率军攻入蔡州的第二天，宰相裴度至蔡州，李“愬具櫜鞬候（裴）度马首，度将避之”[1]。这“櫜鞬”是一种什么装束？裴度为什么不敢当这一装束？换句话说，它反映了怎样的一种服饰又反映了怎样的一种礼节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櫜鞬”本是盛弓箭的容器。《左传》僖二三年记“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注云：“櫜以受箭，鞬以受弓”[2]。这就是说，櫜是盛箭之器、鞬是盛弓之器。 因此前引所谓李愬“具櫜鞬”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佩带弓箭。但是，李愬当然不会只佩带弓箭，相应地他还会有其他装束，这里的“櫜鞬”不过是用作一种服饰的代表罢了。换句话说，“櫜鞬”作为盛弓箭器虽然早已存在，但它在唐代却又是一种特殊服饰的代称，我们可以称这种特殊服饰为“櫜鞬服”。 　　现在的问题是，“櫜鞬服”除佩带弓箭外，其他还有什么装束？它是何时形成为一种固定服饰的？唐以前的情况我们不很清楚，但似乎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櫜鞬服”已经有形成固定服饰的迹象了。据说《开元礼》中曾有这样的规定：“金吾左右将军随仗入奏平安，合具戎服，被辟邪绣文袍，绛帕櫜鞬”[3]。从中可知， 第一，这种佩带櫜鞬的服饰是一种“戎服”，即军人穿的服饰。第二，这种服饰是穿袍佩弓箭戴“绛帕”的。这其中的“袍”上绣有避邪文，是将军服的特色，姑且不论，要注意的是其中的“绛帕”。按“帕”是头巾，一般扎在额头上，在唐代又叫“抹额”， “绛”则是红色，因此“绛帕”实际就是红抹额。《新唐书》卷一○八《娄师德传》说唐高宗时“募猛士讨吐蕃，（娄师德）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4]。娄师德当时在洮河，这“戴红抹额”应是西北当地的服饰。后来还是在西北，“戴红抹额”与“穿袴奴（这恐怕也是西北地区的服饰）”、“佩器械（包括櫜鞬与刀）”相结合，逐渐形成为下级军官晋见上级军官的固定的戎服。开元末，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去见节度使夫蒙灵詧，其装束就是“去（具？）奴袜带刀见”[5]。 这其中的“奴”即“袴奴”，“袜”当为“抹”即“抹额”。随着西北军的东进，这种形成于西北的戎服就普及到了内地，到唐后期形成为节度使等晋见上级特别是晋见宰相的一种重要戎服或礼服，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装束是头戴“抹额”。 　　将这一戎服描述最清楚的是韩愈。他在《送幽州李端公序》中说李藩作为德宗告哀使前往幽州，幽州节度使刘济“红帓首，靴袴，握刀左，右杂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6]。刘济的这身装束，是典型的戎服即櫜鞬服。请看，他头戴红抹额，下身穿袴奴，脚登靴。左手握刀，右边佩櫜（即插矢之房）鞬（即韔弓之服）。由于这套櫜鞬服是下级晋见上级、特别是节度使晋见宰相的礼服，所以李藩不敢当此重礼，“礼辞曰：公，天子之宰，礼不可如是”。等到使府后，刘济依然身着櫜鞬服，李藩“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将服承命”。刘济当时是检校司徒，位属三公，可见櫜鞬服只是节度使的礼服，而不是三公的礼服。从中我们还可知道，这身戎服又可以称为“将服”。 　　节度使以櫜鞬服这一戎服见朝廷使臣，具有将自己的身份降低为武将，从而敬重朝廷的意义。节度使以櫜鞬服见宰相，也具有这种意义。前述李愬以櫜鞬服见裴度，“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于是裴“度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这件事在《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中又记作：“李愬具櫜鞬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7]。这就是说，节度使服“櫜鞬”这一戎服，从节度使方面来说，属于“军礼”范畴，而在宰相方面则属于“宰相礼”。穿上“櫜鞬”戎服，就意味着对宰相的尊敬。《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记他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僧孺罢相镇江夏，公绰具戎容，于邮舍候之。军吏自以汉上地高于鄂，礼太过。公绰曰：‘奇章才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见”[8]。柳公绰所具的“戎容”应该也是节度使的军礼服“櫜鞬服”。《资治通鉴》即将此事记作：“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櫜鞬候于馆舍”[9]。连见下台的宰相都用此军礼，可见柳公绰敬朝廷的一番苦心了。 　　就这样，源于西北可能还有胡族因素的这一戎服，到唐后期演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原礼仪，成了藩帅尊宰相进而尊朝廷的军礼用服。这是胡化服饰随军人随战争发展成为军事礼仪的一个显例。甚至后来，这一“军礼”更发展成为节度使得官后向尚书省辞谢时的“国礼”。这样一来，它就要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了。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８３５年），令狐楚上奏说：“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仗，就尚书省参辞。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若不由旧，斯为改常。未闻省阁之门，忽内弓刀之器……伏乞速令停罢，如须参谢，即具公服”[10]。这里的“帑”实即袴奴，“抹”即抹额，从“弓刀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