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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挑选摄影师第一标准你是不是狂热Naturalist 　　IBE创造了一种新的摄影行动：集合一帮具有深厚博物学背景的自然摄影师，各司其职、交互式拍摄，360度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 　　中国野生摄影师，另一个濒危物种 　　3头雪豹在曲麻莱的山垭里嬉戏，它们住在中国青海省玉树，海拔4500米的藏区。这种有着优雅斑点和曲线的大型猫科动物，被法律列为濒危物种，乐观估计，地球上不超过5000头。此刻，它们懒懒伸开其特有的梅花状脚掌，踱着长达1米的步子，高兴起来，随时准备一跃跳过15米宽的山涧。 　　一股陌生气息进入感知范围，雪豹警觉起来。1万米之外，另一群“濒危物种”正在缓缓靠近——野生动植物摄影师。事实上，他们的生存状况与雪豹不相上下，一点儿也不轻松。这是一群沉迷于兽类、鸟类、昆虫和花花草草的“博物学家”（Naturalist），在成王败寇的现代社会，他们想尽办法琢磨出一套能让人心甘情愿买单的办法——好支撑他们持续不断地深入人迹罕至之地，拍摄足以让他们疯狂的中国野生世界照片。他们期望“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他们干得不错。5年过去，这个名为IBE（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的社会企业，深入梅里雪山、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三江源等区域，受政府、商业机构、NGO和科研单位委托，对中国31个地区开展了40次野外调查，拍摄图片近30万张，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6500种。 　　鸟类学家董磊最先发现雪豹，他擅长拍摄鸟类，能通过叫声判断鸟的种类。一行人压抑住兴奋，屏气凝神围着一只雪豹拍。足足半小时后，摄影师们才发现，自己被另外两只藏在山头的雪豹审视着。“其实，你什么时候靠近、在做什么，动物完全知道。被它们观察，感觉很幸福。”IBE队长徐健擅长拍摄兽类，他的典型思维方式是，把自己假想成被拍摄的动物，猜测其心理和行踪，等上4小时到6天，静候最佳时机。 　　“你认识几种中国野生动物？” 　　徐健决定用这个问题考考我。眼前展开8张照片，我认出了大熊猫、金丝猴、牦牛和雪豹，另外4种则面目陌生，据说，它们是藏狐、赤斑羚、藏羚羊和喜马???雅旱獭。“中国人熟悉长颈鹿、大猩猩、河马，对非洲生物的亲切感远远大于自己国家的野生动物。”在IBE创始人徐健看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位列北半球第一。可是许多动植物，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公众不认识、不知道，谈何保护？” 　　更严重的是自然保护区的影像空白。徐健曾在某著名自然保护区，请其出示保护区的生物内容，对方拿出一个纯文字表格，表格制作时间：1956—1978年。“很多特有物种，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和研究，就已经消失。” 　　这一块的认知空白，徐健将其归结为“优质影像的严重缺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全球销量高达1300万份，催生一批顶尖自然摄影师。他们进入非洲、南美，潜心拍摄，影像作品在全球广为传播，一批野生动物形象由此深入人心。而中国，始终是一片处女地。 　　徐健在大学时担任著名生态保护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他早早确认了自己：成为一名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师。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6年后，他参与了BBC与CCTV合作的纪录片《美丽中国》的拍摄，随后加入由著名自然摄影师奚志农创办的环保组织“野性中国”，负责影像库筹建。 　　“野性中国”几乎聚集了中国最棒的自然摄影师，但徐健发现他们生存不易，几乎没有人可以只依靠摄影作品生存。“中国并没有健全的生态支持摄影师产出好作品。”徐健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国内杂志给一张跨页照片的稿费至多为2000元/张；美国媒体之间抢图片，每张稿费在300美元至1000美元不等。徐健了解到，顶级摄影师一个操作周期2年的野外专题，可以拿到约25万美元的预算，“有一次我瞥到一位国外同行的小本子，费用清单里有一栏：租直升飞机。” 　　怎么打破窘境？只有解决生存问题，更多直指人心的生态照片才会涌现。2008年8月，一篇美国《国家地理》的文章，启发徐健开始创新。摄影师可以不再单打独斗，而是集体创作，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由此争得更多为保护区、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有偿服务的机会。 　　IBE召集令 　　“那种感觉就像，你看着一群深深崇拜的英雄，各显神通，聚在一起演一出好戏。”徐健看到的这篇立体报道，由ILCP（国际保护主义摄影师联盟）联合《国家地理》杂志，邀请4位一流野生动物摄影师（Tim Laman、Joel Sartore 、Christian Ziegler和Ian Nichols）和一位专业生态作家，一起深入西非赤道几内亚的Bioko小岛，进行了为期3周的生态摄影调查，“每人领域不同，各有分工，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