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与“陶”交融.docVIP

“漆”与“陶”交融 　　器，本是漆器的一种；建盏，则是陶器中典型饮茶器，二者似无关联，然古代工匠却善于借鉴并再创造，将本用于漆器中的边工艺运用在陶器上，使得漆工艺在陶器上大放异彩。 　　《说文· 金部》曰：“，金饰器口。”注：“，音口，以金银缘器也。”箍金的称“金”，银的称为“银”，铜的称“铜”，还有铜鎏金的。器，始于战国，盛于汉代。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器的记载。《盐铁论 · 散不足》曰：“今富者银黄耳，金罍玉。”[1]所谓“银黄耳”，是说漆耳杯镶嵌有鎏金的铜耳合白银的口缘，意思是说富庶之家使用银器。由于战国时漆器开始使用夹纻胎，夹纻胎胎骨较薄，且口沿容易崩裂，为了加强器物牢固度，在楚国时期的夹纻胎漆器上，就已经开始在这些器物的沿口、底部边缘装上金银或铜箍，名为“器”。金属与器身浑成一体，既起加固防护作用，又使漆器本身更显精致珍贵。从战国晚期以来，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在盘、樽、盒、奁等漆器的口沿上镶有镀金或镀银的铜箍，在漆杯的双耳上镶有镀金的铜壳。这就是《盐铁论》中的所谓“银口黄耳”。据《汉官旧仪》所载：“太（大）官尚食，用黄金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2]也验证了当时宫廷和贵族使用的器皿主要是漆器中的器。如现藏于扬州博物馆于1996年在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14号西汉墓出土的“银彩绘几何云兽纹漆耳杯”，该器的双耳镶有银扣，为典型的器（图1）。 　　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器的制作技术日臻成熟、器物愈加精美。汉代器还有纯金扣、银扣和铜扣。考古发现汉代器银扣、铜扣和鎏金扣比较多，而金扣较少，仅此在南越王墓发现了2件金扣漆器，十分珍贵。器不仅为有身份的王侯贵族使用，有时还被在祭祀中用作礼器。如《后汉书》所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3] 　　用金属镶器口，本是出于实用功能目的对漆器器口加以处理，既保护了器口不致过早地损缺崩坏，又能起到装饰作用，还能显示使用者不凡的身份。这一工艺技术，后来被移植到瓷器中，五代中，钱氏吴越国就向中原王朝进贡一种“金越器”，如《宋史》载吴越国钱氏太平兴国三年进贡的情形：“三月三日……金藤盘二，金雕象十，银假果树十事，翠毛真珠花三丛，七宝食案十，银樽罍十，副焉，金越器百五十事，……银大盘十……”[4]这种所谓的“金越器”，考古发掘中已有出土，如苏州七子山五代钱氏贵族墓中出有一件越窑青瓷碗，釉色莹润如玉，口沿用金边，证明古籍中所载的“金越器”为真实可信之言（图2）。 　　建盏使用金银，史料记载极少，倒是存世实物颇多。而建盏中之“器”，往往都是建盏中的精品。日本的文化厅、德川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均藏有为数不少的宋代金银建盏[5]，其釉色大多属于“油滴天目”类。这些金属与建盏口沿镶嵌紧密，工艺精湛，浑若天成。边一般外口沿略高于内扣的边，并且这些边在剖立面上，中脊略微凸起，向两边则渐趋薄，是因为镶嵌上器口之后，之边缘与器壁更趋平缓、过渡平滑，让使用者口唇的舒适度增加并避免有过强的异物感。 　　建盏使用边，其最初的设计，绝非是为了装饰而装饰。在诸多中国传统器具设计中，许多装饰是对其实用功能的补充和完善。从建盏胎体材料以及烧制工艺可知，建盏的胎体颇为粗糙，胎泥的颗粒较大，不够精细，拉坯后蘸釉，亦是用厚釉掩其胎体之糙。而烧制建盏采用的匣钵正烧工艺，使釉料在高温中向下缓慢流淌移动。口沿本就属于难以挂釉之处，加之釉料向下流动，胎体逐渐显露，尽管在拉坯和修坯阶段均对口沿做了一定的处理，但其粗糙的胎体仍是无法掩饰。这一点，从大量的宋代建盏实物中可见端倪，一些建盏的口沿常见露胎现象，只是口沿的胎体较之盏底的胎体要稍微细致些罢了。对于那些烧成的建盏精品，一方面由于其成器之偶然性，故弥足珍贵；另一方面，这些精品大都作为供御或宋代贵族享用，出于对身份的考虑，上贡者和使用者均会珍视这类建盏，有加以金银以别庶品的心态也就很正常。 　　现代生理学知识证明，唇是人身体最为敏感的部分之一，用那些口沿稍显粗糙的建盏饮茶，一般人的嘴唇虽或多或少地都会感觉不适，但也不至于到弃而不用的地步。但就那些皇室贵族而言，很可能出于挑剔而不再要建盏入贡。况且有宋一代，号称“郁郁乎文哉”，宋室朝廷对于饮食器具，仍是讲究品位。如南宋叶《坦斋笔衡》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6]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7]的记载。撇开宋人以玉比德，故而尚青的审美且不论，究其弃定器不用的主要动因，为“定器有芒也”。定窑采用首创的覆烧工艺，器口沿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