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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个体话语生存空间 　　老师的《文化导论》课程，第九、十两章聚焦青年当下的生活状态，全课程的案例拣择也作普照青年生活之努力，用料往往是怎么时令新鲜怎么来，毫无沉滞之气，我们甚爱之。因此，开篇我取一个时新的材料以表致敬。 　　一 　　随着6月9日高考的落下帷幕，考生界的年度悬念之最也尘埃落定——高考作文题公之于众。上海地区的题目如下：生活中，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世界上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对此的思考也不尽相同。请选取一个角度，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笑骂由人，最难过的其实是自己那关，不过听说有相关出题组成员笑傲道：“阿拉上海就是大气！”[1]如此我们大可放心了。我系倪大神亦做温柔敦厚的点头先生，以王安忆2012年在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典礼的讲话助之张目：“不要尽想着有用，而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事物已经太多了，所有的因果逻辑都是循着用途连接和推动，那些边缘的次要的性质从因果链上碎裂下来，被淘汰出局，生活和人生本来是弥漫的氤氲般的形状，质地也具有弹性，如今越来越被过滤干净，因而变得光滑，坚硬，并且单一。”[2]认为从这个角度出题不只是让学生写理想，出得不错。作文有好坏之分，题目倒无妨，我深以为是，不过说好写倒是未必，这个题目是会触发时代失语之痛感的。 　　我认为，拿到这个题目，面临失语和违心的窘境，生出浓浓的挫败与无力，继而被迫关照所谓普世价值、宏大叙事等一些面容模糊、力所不逮的概念，最终憋出“坚硬并单一”、语有碎裂和混乱的成作的学生一定不在少数。这些正坐拥最好的二九年华的学生在之前的人生中究竟有多少机会践行“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呢？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又是何物？难道是以“奋斗”为名奔波在补习班和学校之间，流转在各种特长培训名目之中，以成绩单、排名表和履历表里那种量化的沉浮论英雄？难道不是陷入一种“努力却节奏感始终不对”、后进生难寻逆袭之路、优等生无处发力、有理想却无伙伴且处处碰壁、有伙伴却时时彼此怀疑的沼泽地？难道我们不是一直以群体的价值观消解自己的生命内核，以他人的意志为方向行进，依赖于外围力量定义自身吗？以尼采的“超人”观[3]加以关照，不禁悲绝：我们不独没有时时刻刻都自知己身为何存在，而且在我们身上，创造物和创造者从未统一；人不独没有成为桥梁，连目的的都如此浮夸。戴锦华先生论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时提出的“镜城突围”[4]的隐喻析今日之疾依旧犀利，我们似活在反射他者目光的一座镜城中，沦为一个他者期待的集合，伺候一场“所指”缺席的“能指”盛宴，镜城中央看似“丰满”的自我其实只是对触摸真实自我价值、确认鲜活生命内核的努力的一种遮蔽和远离。无独有偶，当左翼知识分子试图为民众发声时，他们也不过是把自己救世的欲望投射到了民众身上，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民众须拥有定义自己的能力和自主的话语权，可惜社会还是一直在左右争论的这种思维的控制下螺旋地前进，缓慢而艰难。 　　“世界上更重要的事”又是什么？是少先队总队长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的修身齐家、济世安邦之信念、气度、襟怀、理想和抱负”而肩扛创世纪般的五道杠，作少年官样的老成状？更致命的是，以“世界”的群体价值挤压“自己”的个体意义又是什么逻辑？我们自降生伊始就被无缝浸润在一种“惯为真理”的、具有必然确定性、永恒不变的体制和文化之中加以塑造，享受那种被宏大母体包裹的安稳感，当这种安稳感渐趋成为归属感，此间的人们反而会不断地修补、解释、论证、自我说服这种永恒存在的合理性，并以正义之名义无反顾地站到任何异声的敌对面，就像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极刑，柏拉图洞穴里哲学家的殉道。尽管《理想国》的洞穴隐喻冥冥中揭示了一种超越固有视域的探索，但从真理到形式再到绝对理性，希腊三哲对宇宙永恒之最高法则的追索还是一脉相承。问题是谁又能保证这种法则定为“最高”呢？尼采至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回答，以“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5]两种隐喻对应“超人”和“末人”的两分，在以谵妄式的姿态宣告“上帝已死”、批判基督教予人精神枷锁的同时，还能够以冷静的态度、超越的思维、回溯性追问的精神质疑资产阶级诉诸“自由、平等、博爱”的伪反抗和伪启蒙。 　　难以言说自己生命的重量，难以超脱群体对个体的塑造，也难以背离已知世界的固有图式，更难以反思经过反抗、摧毁、重建得来的新规则的有效性，是当下个体普遍的生存状态。福永光司借《庄子·内篇·逍遥游》中的“蜩与学鸠”对处于这一状态的群体有如下精确的投射：“这些人就是那抢上榆枋又投回到地面的学鸠，就是那在习惯与惰性之中频频鼓着翅膀的蜩。他们安住在常识层面的价值与规范之世界，将这一角世界当作是世界之全，而埋没其中。他们毕竟与自己原系何种存在？人之‘应然’为何？人之根源真实的生涯是何物这等问题全不相及。”[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