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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公款消费”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机关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打击“三公消费”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实，中国从古到今，“公款消费”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官员们很多打着“公务”的旗号，大吃二喝，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大量地消耗着民脂民膏。然而，古今“公款消费”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公款消费何以得到保障 　　其实古代公款吃喝最突出的，是日常消费、分散型消费，如官员外出巡察，“下基层”指导工作，同僚聚会，单位聚会等等，而并不是类似当今名目繁多的宴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允许官员随便吃吃喝喝，同时许之以高薪厚禄，实际上成为帝王维护其“家天下”统治的手段之一。 　　在当代，税收收入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公款消费提供了较为厚实的保障。换句话说，当今公款消费的主要资金来自纳税人。然而在古代，还没有纳税人这样的群体出现，那官员公款消费的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史料记载，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保障。 　　古代官员的公款用餐制度在西汉时已经建立。西汉时，官员“下基层”，地方上已有公款招待的规定。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的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官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西汉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 　　南北朝时期，公款招待制度更为明确。地方官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其中“迎新送故”，就是一种公款消费制度，新官上任、旧官离职，都要举行迎送宴会。除了吃喝，南朝时期的“迎新送故之法”还规定，地方官员调遣都得送礼，官员“送故”所得又叫“还资”，一般送故以3年为期，即离任后3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给前任的官员送礼，当时州郡都设有“送故”官员，称之为“送故主簿”。“迎新送故”并没有财政拨款，所以这些公款消费全都摊派到了老百姓头上。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有包括“公厨”在内的专门厨师。当时，官员喜欢开朝会，因为会后有餐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根据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朝食”是供较高级别官员享用的，“堂食”是宰丞一类大官的餐品，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只提供“工作午餐”。 唐代官员的公费用餐有固定预算，主要从“公廨钱”和“俸料钱”中支出。“公廨钱”由朝廷提供，最初的目的是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际上多被用于个人补贴和集体吃喝。 　　在中国古代公款吃喝之风中，制度最完善的当属宋朝，宋朝设有公费招待制度，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宋代京官有朝会酒食、堂食，官员外出“下基层”调研、巡防或视察，也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日常例行招待。赵扩（宋宁宗）当皇帝时出台的《庆元条法事类》“公用令”中有条规定，各州知州和通判、兵官、幕职官、巡检、捉贼使臣、将副、部将、队将、押队及各军将校，“每月一赐酒食”。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45万缗，1缗等于1000钱，45万缗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万间左右。13.5万间茅屋，即使一户农民住3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12万缗。 　　宋代地方公款吃喝情况严重，大概就是“公使钱”惹得祸。宋以后，公款吃喝之风有所减弱，但公款消费仍未见减少，中央财政往往也会补贴一部分。明太祖朱元璋一度鼓励公款消费，据明代周晖在其《金陵琐事》一书中记载，当时的京城应天（今南京）建有16座豪华酒楼，为吸引食客，还专门招聘妓女为客人助兴。官员的胡吃海喝、骄奢淫逸，为大明的灭亡撞响了丧钟。 　　古代是怎么治理公款吃喝的 　　中国封建社会带带世袭，是皇帝的“家天下”，那公款吃喝的钱也是从皇帝口袋来的，皇帝也不情愿啊，所以不时会采取措施来遏制浪费。 　　《汉书·景帝纪》（卷五）记载，刘启（汉景帝）当皇帝前后连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却并未因此减少。刘启即位后下诏：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年阴历七月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 　　宋代限制、打击公款吃喝的条例和规章制度是历朝历代中最详细、最具体的，这似乎与其同样详细具体的公款吃喝制度相矛盾。在宋代，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