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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仆人形象审美建构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刻画了不少仆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文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为历史背景，选取其中的部分作品，着重就仆人形象审美意蕴的建构进行了初步论述，旨在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美学价值的理解。 　　关键词：仆人形象 审美建构 20世纪30年代 　　何谓“仆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仆”的字面意思表述为“被雇到家庭中做杂事、供役使的人”。结合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对“仆人”的概念作个大体界定：仆人，相对于“主人”而言，是指那些地位低下、被主人支配、没有人身自由和经济权利、从事杂役的人。《家》中的鸣凤，《金粉世家》中的小怜，《雷雨》中的鲁贵、《日出》中的王福升等，都是仆人形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运用多种策略，对仆人形象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巧妙构建和充分展示。 　　一、置身其中的叙事角度 　　叙事的角度就是文章作者记叙的观察点、立足点。作品中不同的叙述角度会产生不同的感情色彩和不同的故事气氛，给读者的心理感觉也不一样。巴金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习惯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口吻来叙说。以作家自身的体验为灵魂，“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热情”[1]。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论述巴金小说时说：“他的激情不是冲击你，而是渗透你，一直渗透到你的心中。他的感情好像水似的流动在文章里，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他对读者说话永远象对亲切的朋友说话一样。”[2]巴金的《杨嫂》中以一个刚懂事的地主家庭的小少爷“我”的观察和感受为切入点，再现了女佣杨嫂悲苦的一生。再比如，在小说《第二的母亲》中，巴金又以同样的叙事角度描写了一个被侮辱的不幸女子。她幼年丧父，被卖给大户人家做丫头。不幸遭到少爷的凌辱，被再卖入火坑，后又被迫做了一个绅士的填房。她见惯了人间的虚伪和欺诈，却依然有一颗善良的心，给童年失去母亲的“我”以真诚的母爱。她对生活的要求仅仅是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但连这点也求之不得。绅士死后，她被抢分遗产的绅士家人和亲友遗弃在黑暗中。全文对她的直接描写只是“我”成年后几个不连贯的记忆片段：她那温暖柔软的怀抱，那催人泪下如泣如诉的笛声，细腻地描绘了一个连姓名都未留下的女子的哀怨形象，使得全文呈现一种委婉哀怨的丝弦之美。伴随着回忆，“我”所抒发的眷恋、忧愤之情也就层迭而进，从对母爱的渴望到对她命运的关切，从对绅士家人的蔑视到对时代的愤怒逐渐加深加浓，最终在结尾处大段抒怀：“我怜悯那些脆弱的女人，我诅咒那个不合理的制度。为了这个我要活下去。”[3]这样的叙述语言恰似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有渲染，有点缀，绘出一种动人的情致。 　　《金粉世家》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在叙事视角上，他并没有局限于使用“全知全能”型视角，而是时时将叙事视角交给他笔下的人物。全文以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内阁总理金铨的豪门家族兴衰史为副线。用主线分出经纬，形成许多网眼。小怜和柳春江的爱情故事即是由大的网眼生发出的小网眼，这一网眼间接地与两条线索发生联系。于主线，他们两人美满和谐的婚姻是对爱情悲剧的补充、对比和反衬；于副线，小怜生活在繁荣之极的金家，出走，归来，目睹了金家一片衰败、凄凉之景。小怜即是张恨水设置的一个穿插人物，小怜的活动和主要情节的演进形成经线和纬线的关系，使叙事更加灵活。小怜作为内部聚焦者，在情节结构中发挥了重要的“穿缀”作用。 　　二、强烈鲜明的美丑对比 　　现代作家对仆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为其他人物形象的描写提供了反衬。人是社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通过他人烘托陪衬出来的，孤立的人谈不上好与坏，所以高明的作家会设置复杂多样的人物，以使人物不同的性格得到更好地展现。 　　曹禺笔下的仆人形象在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日出》中的王福升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角色，但却是个贯穿全剧戏份颇重的角色，更是贯穿全文的一条锁链。事实上，作者不光是想让这个旅馆茶房起到连接人物与人物、幕与幕之间的联系作用，更是想通过一个王福升写出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和心态。王福升和陈白露都是被社会腐朽了的人物。王福升是个被社会大染缸染黑的人，他自私狡诈，是个恶棍。陈白露身为交际花，却仍保持着善良的天性、纯真向上的思想品格，敢于仗义执言，怒斥黑山，搭救小东西；而王福升则良心泯灭，落井下石，陷害小东西。通过王福升的陪衬，就使陈白露的个性更加鲜明突出了。 　　鲁贵在《雷雨》中仅仅是一片小小的“绿叶”，有了他的卑微狡黠才更加衬托出周朴园的老谋孤高，侍萍的质朴内敛，蘩漪的沉郁阴鸷，四凤的纯真秀媚以及周萍的软弱消极。他就这样苟且而卑微地挣扎在最底层，可是无论你是否喜欢他，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承认他的形象是那么地深厚丰满，同时也会惊愕于他特别的生存之道。 　　三、高超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