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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年代、写作地方经验与诗歌梦想 　　一、自由的年代与写作的地方经验 　　荒 林：往昔的诗人常有不可言说之处。70后诗人成长在中国开放环境，对话空间是世界文化，写诗起点令人羡慕。在这样的自由写作时代，不知有何“最怕”呢？ 　　黄礼孩：这是否是一个“自由的写作时代”，很难下一个定义。不过相对而言，环境宽松了许多。环境变了，人的心境也会跟着变化。“自由时代”并不见得就能表达出自由的声音。这是因为，我们对自由的渴望降低了后，情感的浓烈度也降低。没有了抗争的力度和强度，写作的方向感也会迷失。我想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70后诗人的写作很多面对日常的生活，没有或少时代广场式的英雄主义，对个体的回归和个性的发现，让他们的写作远离政治的诉求，诗歌的技艺有了更大的提炼。但因为过于关心自我琐碎的表达，他人或社会缺少书写和关注，格局和视野小，还有美学的稀薄，这些都是写诗时可怕的事情。 　　荒 林：今年3月澳门文学节，诗人们谈的话题颇有新意。关于地方经验的提出，涉及到了文学的地理学研究。既然诗人们放弃了往昔时代对于广场式英雄主义的渴望，过于沉迷自我琐碎又易坠入小格局，地方经验的开拓，也许是诗歌繁荣的全新方向。你们关于南中国海都谈了些什么？ 　　黄礼孩：其实这次地方经验探讨，主要谈的是南方的独特性。南中国海这个题目太大，好像草原跑马一样。但也要谈，谈个人经验中的东西。我从饮食文化谈到广东小说里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像青年作家黄咏梅的小说，写广东老火靓汤，从地域性去观看一个地方的生活习俗，细节中就溢出南方的经验。上一代的老作家，比如巴金写新会的《小鸟天堂》，很有南方的情绪；又比如秦牧，他写《花城》更是带有南方的潮湿、鲜艳、繁茂和芜杂。这些作家的作品都还带有南方广东的符号。潘维谈的就是江浙，从地域来讲长江以南他生活的周边，不过他从历史范畴去谈，有些遥远的味道；姚风结合葡萄牙的航海来谈，谈到澳门作为南方的一个岛屿带给人同与不同。在我看来，南方性带有稠密，炎热的气候、植物的茂盛、土地的肥沃构成了它很丰富的一面，但是因为??远离中原文化，南蛮之地的不可驯服，让它又如此野蛮，缺乏文明的滋养。 　　荒 林：也就是说，远离中原的地方经验，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作家的文本中，地方经验显而易见，不可复制，不会雷同。甚至还可以说，远离中原文化，地方经验的多样性，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地方经验通过作家个体体验，呈现它很丰富的多面特征。没有重复的地方经验，不可驯服和野蛮，正是生命力的表现。文学的地方性，似乎是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的世界性的另一种表述，比如说，莫言就是坚持他的高密乡地方经验而获得了诺奖。南中国海这个名词，是指海洋气候和海洋文明经验对于作家和文本的影响。在我看来，南中国海作家圈子非常多元，有许多优秀作家，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你就是其中的诗人之一。你诗歌中南方的植物、河流、天空和大海，还有女孩和神灵，不是北方可以相遇的情景。 　　黄礼孩：我对北方不熟，但感到北方光秃秃的山水难以隐藏自然的秘密。我生活经验中的南方，它给我的是火辣辣的味道。比如南方以南、南方水土、南方气象，这些词语有很大的空间，越往南越有生命力，蓝色的大海一望无际，椰风、红土地、白帆、风吹稻浪、山念花，都富足得有野性。 　　荒 林：我常常感到，阅读南方诗篇，如同阅读南方自然，有一种摆脱重负的清新自然和野性。与南方自然结合在一起，你诗歌中的童年和母亲，记忆与个人成长，孤独和神，这些元素古老却常新。 　　黄礼孩：我的诗经常跟童年、母性、土地有很大的关系。地域写作，对作家来说是双向的。比如南方四季不分明，他的写作就少了自然变化中的观察。一个作家的写作跟地理有很大关系，就像沈从文写《边城》一样，带有非常明显的记忆在里面。沈从文写湘西如此，到了都市文学，它也是一样的，比如上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就被称之为海派。广州有一位本土作家叫张梅，她写广州的市井生活，比如喝早茶、听南音，这些北方作家是难以表达的。小说或散文写作多少会受地域影响，诗歌写作会少很多。我没有北方生活的经验，但我到了北方，因为陌生感反而激发创作的激情。前两年，我去新疆喀纳斯，正值冬天零下三十多度，与南方的温度差距很大，我反而有了很多灵感，写了十几首诗歌。在写作这组作品时，我尽可能打开了五觉，如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这五觉的打开，南方北方许多东西可以糅合在一起，成为新的经验。写作很难说创造了什么，最多只能说唤醒什么，唤醒一些古老的元素，唤醒永恒中不变的部分，让那些古老的真理延续人类最初的理想。 　　荒 林：如果说小说和散文更多直接再现地方经验，是不是诗歌有另一种获得和表现经验的方式？比如说诗人爱喝酒，关于酒的经验，在海边喝和大草原喝一定很不相同的诗意，你可以描述一下经验表达的差异么？ 　　黄礼孩：有一年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