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平衡”另类可能.docVIP

“再平衡”另类可能 　　可以预计到的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初的强劲反弹会坚定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替代性的、甚至是更加优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崩溃之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绝望地请求北京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似乎确认了，中国正在取代美国这一危机的始作俑者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中心。 　　然而，对于美国衰退、中国崛起的赞颂也引发了怀疑性的回应。包括佩蒂斯在内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像中国这样长期保持贸易盈余的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要负的责任至少和美国这样的赤字国家一样大。经济危机的后果将造成盈余国家“经济奇迹”的终结，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日本式的“失去的数十年”。在他们看来，唯一摆脱困境的方式将是对盈余国家的经济进行深度“再平衡”。然而，在长期的、更加深化的危机和平稳的、协调的再平衡这两大可能的未来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的前景呢？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奇迹 　　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向的不平衡是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后果主要是由于盈余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和德国——采取的消费抑制型增长模式造成的。如果相对于生产而言，消费受到了抑制，结果就会是储蓄的增加；如果国内储蓄超出了国内投资，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之中，过剩的储蓄将以资本净输出的形式流往海外其他国家。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德国向西班牙和希腊的借贷就是这类资本净输出的例子；类似的，对于从国外进口资本的国家而言，投资将超过储蓄。也就是说，资本的净流量将等同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也将等同于该国的贸易平衡状况。因此，经济体的贸易盈余/赤字将等同于其净资本的流出/流入，即储蓄减去投资的差额。 　　由于各个开放的经济体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某个国家消费不足引发的资本输出和贸易盈余一定会由另一个国家的过度消费导致的资本输入和贸易赤字平衡掉，换句话说就是：贸易伙伴国内的不平衡状况就如同镜子一般，将制造出全球的不平衡。 　　如果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国内的不平衡这一实例中去，就会发现??中国的消费抑制型增长模式并非全新的，而是日本模式的加强版。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和储蓄率的高低与其国民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根本没有关系，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高储蓄和低消费，完全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抑制工资、低估币值和遏制金融。 　　自1990年代起，大量农民工保障了劳动力的供给，而他们在工作地的权利和使用服务的机会都被户口制度扼杀了。加之政府组织的工会总是站在雇主而非工人的立场上，更加保证了工资增长要远慢于生产力的增长，由此抑制了工人收入和消费的相对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对汇率市场的干预防止了人民币升值，保证了贸易盈余的增长。币值被低估的货币使出口商获益，却令国内消费更加昂贵。因此，这一政策就如同向家庭消费者征收了隐形税，并将之转交给了出口商。国有银行维持的低利率对于家庭而言同样如同隐形税：普通储户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息，实际利率有时甚至为负，而国有企业和政府单位则能够以“白给”的利率获得借贷，从而满足对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贪婪的胃口。这就等同于用对储户的剥夺来补贴国有部门。 　　这样的发展模式造就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快速改进的基础设施，以及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然而矛盾的是，尽管高增长吸引了高额投资，但对金融的遏制也导致了储蓄额——这里主要是指公司和政府的储蓄，而不是家庭储蓄——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中国的过度储蓄必须出口到海外，以换取对制造业产品的外部需求。考虑到美国市场的广阔和美国资产（尤其是国债）的高流动性，美国就成为了中国过度储蓄流向的不二选择。购买美元资产就如同一项贸易政策，“旨在创造贸易盈余和更多的国内就业”。对美国经济而言，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通常是有害的”，因为美国“只能以高投资、高失业或高消费”来作出回应。随着资本流入使得美元增值、进口制造品减价，美国的制造商处于了不利的地位，“美国商界不再有动机在国内扩大生产了”，相反，大量的资本流入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和由负债拉动的消费狂欢。 　　经济危机的古今之辨 　　就欧元区的危机而言，德国这一盈余国家与西班牙及其他赤字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在1990年代两德统一之后，新德国的工会、商界和政府达成共识，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在于通过限制工资和消费、扩大生产，重新获得竞争力，并创造出就业岗位。这些抑制消费的政策成效卓著，但过度储蓄必须被出口，以“进口”外部需求。随着欧元的启动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德国资本以银行借贷的形式出口到了欧洲的边缘国家，其负面效果和中国以购买国债形式向美国进行的资本出口如出一辙：以西班牙为例，德国的反消费政策侵蚀了西班牙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令私人投资不再有兴趣进入可贸易的商品部门，结果就是西班牙巨型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在资本主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