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未来30年三农发展配套政策体系.docVIP

完善未来30年三农发展配套政策体系 　　把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优先增长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今后10年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依然还是内需不足和两极分化。近几年来，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譬如：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等；为了阻止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趋势，政府更是花了力气，譬如：持续8年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为低收入者减税等。但收效甚微，内需不足和两极分化都没有缓解。当下，既不是消费品（住房除外）物价太高了，也不是CPI太高了，而是农民、农民工和城镇普通劳动者收入太低了，增长太慢了。政府一直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在5年内工薪阶层实现收入倍增。如何使国民收入倍增呢？政府的基本思路就是提高公务员工资，带动全社会工资收入上涨。这种思路是错误的，只会进一步抑制内需、加大两极分化。从1990年以来，每一次国民收入增长计划都是从提高公务员工资开始的，结果是，1990年以来公务员工资上涨40-50倍，农民工工资只上涨了5倍多，农民在农业领域获得的收入还低于1985年的水平。这是因为，公务员工资上涨是财政支出，是稳定增长的；农民和农民工收入是由政府收储粮食的价格决定的。粮价决定农民收入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农民收入和农村劳动力价格决定农民工的工价（工资），因此，粮价间接决定农民工工价（工资）。政府收储粮食，以水稻为例，1990年是0.44元/公斤，现在是2.4元/公斤，增长5倍。深圳1990年的农民工工资接近400元/月，现在大约2000元/月，也是5倍多。如果把1990年以来的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工资增长曲线和政府收储粮食的价格曲线进行对照，会发现这两条曲线基本上是重合的。所以，政府通过公务员工资倍增带动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倍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危险的，既不可能增加农民和农民工收入，更不能起到扩大内需和阻止两极分化的作用。未来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只能从提高粮价（政府收储粮食的价格）做起，优先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促进全社会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笔者建议，未来10年每年都提高粮食收储价格15%-20%，到2021年，政府收储价格（水稻）大约14.4元/公斤左右（这个价格只有日本政府粮食收储价格的60%）。在政府粮食收储价格不断提高的同时，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会由现在的2000元/月上涨为2021年的1万元/月。 　　政府通过提高收储粮食价格，使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优先增长，会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是农民生产积极性会再次喷发，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会再上新台阶，会迎来—个较长时期的物价稳定期。二是减缓两极分化趋势，有利于社会稳定，可以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和赢得时间。三是随着农民和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可以使农村经济再现1978-1988年的十年辉煌，有利于化解三农问题。四是随着农民、农民工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复兴，内需也必将再次喷发，这会为我国经济由外向依附型转向内需主导型创造条件，1990年代以来，我国走向外向依附性经济逐步积累的很多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可以由此恢复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并结束“蜡烛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历史。 　　建立农民平等分享工业地租和商业地租的土地制度 　　工业化剥夺农民分享工业地租的权利，城市化剥夺农民分享商业地租的权利，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可以成就“中国模式”的奇迹，但对广大农民是极不公平的，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想让农民平等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地租增值收益，建议尽快从两个方面完善土地制度。 　　以“依规依法‘农转非减半”’的土地用途转变制度替代政府强制征地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有序进行，而不是由政府强制性征用。按照有法律效力的城市发展规划实施“农转非”的土地，土地原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即“农转非减半”。如：某块农地10亩，规划在2012年8月“农转非”，到2012年8月时，这块地即为非农用地了，政府无偿获得5亩，土地的原主人（该农民集体）失去10亩农地而获得5亩非农地。政府无偿获得的5亩非农地，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农民工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和基础实施建设；原所有者（农民集体）得到的5亩非农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或开发或出售或闲置都可以。商人需要土地搞工业或商业，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政府只是非农建设用地公平交易的维护者。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也是“非农地”，享有同国有“非农地”同等待遇，但要依法纳税；集体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一视同仁，但也要同等征税。国有或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农转非”，也按照“减半”的原则处置。 　　已经“农转非”的建设用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政府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