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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银行资产质量“拐点”—从浙江省银行业信贷投放视角 　　当前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既有经济增长下行、外需大幅萎缩的宏观背景，也有浙江民营经济、块状经济面临转型升级挑战的中观因素，还有企业普遍存在高负债发展、银行过度顺周期经营等微观的导因。 　　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本质要求。当前受经济短期下行影响，经济和金融活动活跃的浙江地区部分银行资产质量下滑，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出现“双升”。截至2012年9月末，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为900.1亿元，比年初增加408.7亿元，不良贷款率1.54%，比年初上升0.62个百分点。可以说部分银行机构已从系统内的“优等生”变为“后进生”、面临服务能力和资产质量“双拐点”的挑战。 　　信贷投放期限和方式不科学影响了银行资产质量 　　从期限上看，浙江省的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偏低，短期贷款占比偏高，“短贷长用”容易导致企业在经济下行期间产生信贷风险。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浙江省的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为全国最低，只有37.21%，不仅远低于57.4%的平均水平，而且也远远低于相关类似省份占比（同期，广东、江苏、山东、北京和上海的占比分别为65.4%、52.4%、46.3%、57.3%和61.3%）。同时，截至2012年10月末，温州市短期贷款的占比全省最高为81.3%，比全省61.11%的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而温州的不良贷款率也在全省最高。短期贷款总体符合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实际，但是当经济形势不景气或者企业经营出现暂时困难时，银行如若不愿意提供后续的融资支持，甚至提前收回贷款，这样很容易导致原本紧张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不仅形成了不良贷款，还无助于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从方式上看，浙江银行业广为采用过度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互保联保贷款方式导致信贷风险快速蔓延。截至2012年9月末，浙江企业保证贷款的余额占企业贷款比重高达37.39%。2012年1～9月，浙江省470家出现风险的涉贷企业中，直接由于互保、联保的企业有124家，占比达到26.4%，成为企业出险的首要因素。互保联保贷款模式原本是银行结合小微企业特性而发展的“关系型融资”，能有效解决相同区域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然而不少银行已把这种模式延伸到跨区域、跨行业间的企业集团。企业间提供担保目的已经异化为“将来对方也为自己担保”；整个担保链的担保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其净资产，形成潜在的“资不抵债”风险。最可怕的是，众多企业的风险也被捆绑到一块：提供担保的企业很容易被履约能力不足的被担保企业所拖累，一旦某家企业资金链断裂，会马上影响到担保链上的其他企业，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银行的资产质量也会随之恶化。 　　信贷投放未契合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源 　　浙江省历来都是银行业投放的重点区域，在追求规模扩张和高额回报的驱动下，信贷投放总量和实体经济需求并未紧密契合。具体表现在：从宏观上表现为信贷增长和全省GDP增速的不匹配。2005年以来，浙江省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平均为20.73%、信贷/GDP指标平均高达1.4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1个百分点和0.35个百分点，形成浙江信贷总量很大，而GDP却比贷款规模相近的省份要小很多的鲜明特点；从微观上讲反映为贷款期限短期化和短期贷款长期化使用倾向。浙江省一直以“轻、小、集、家”的民营经济为特色，短期贷款周转快、效率高、使用方便，有其广阔空间。但一批民营企业经过生根发芽已经是浙江经济的主力，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2011年底，浙江民营经济贡献的经济总量达到19870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2%；民营企业出口1299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60%；所有283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达到232家，占比达82%），贷款短期化不利于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或扩大再生产，“短贷长用”增加企业用于“转贷”的财务成本，还会因银行对短贷管理相对较松，导致企业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去投资于房地产、股权投资等领域。对某家银行来说，通过“化长为短”“短贷长用”，表面上减少了当期风险、扩大信贷投放规模，而且还凭借资金市场的地位，增加额外的收益。例如2012年上半年出险的JF集团，从事金融股权和地产投资，通过20年的发展注册资金已达5.8亿元，是中国服务业500强、浙江服务业100强，其出险前在银行保证金存款高达11.7亿元，而保证金占压的大量资金都按照活期利率计算，最终造成企业财务成本长期高企，而银行却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部分银行还存在与实体经济不相适应的、类似于“典当文化”的信贷风控文化。部分银行不认真分析借款人的资金用途、不细致研究借款项目的第一还款来源、不有效甄别借款第三保证方的真实背景，只要有抵质押、保证就可以发放贷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