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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范儿”下成长那群孩子 　　“杨老师，您真厉害，您当年请来的那些人，个个都如雷贯耳，都是我们平时想看都看不到的人！”20世纪90年代，旅美画家陈丹青见到旅居休斯顿的中央美院教授杨先让时说。 　　陈丹青说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杨先让经常为学生请来一些名人来学校做讲座，其中有作家白桦、歌唱家郭兰英、话剧艺术家于是之、钢琴家鲍蕙荞以及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等。 　　2014马年春节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一九七八：中央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油画系同学毕业三十年展”，展出了该院七八级油画系同学曹立伟、朝戈、季云飞、刘溢、马路、王沂东、杨飞云等15人的绘画作品以及大量文献资料。他们现在多是被国内外油画界认可的艺术家，七八级油画班作为一个“明星班”，也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 　　画展期间，杨先让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了和陈丹青的那段“美国往事”。他说自己当年那样做是想“丰富学生的艺术知识”。他还说，当时他们当老师的“从来不用交流这帮孩子该怎样教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太强了”。 　　“这帮孩子”，就是1978年经过严格筛选，从全国招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七八级本科生。 　　陈丹青也是1978年入校的，是研究生，与陈丹青同时入校的七八级本科生，是中央美术学院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公开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不知道高考考什么 　　马路，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美院”）油画系教授，也是美院七八级的学生。1978年的马路在同学眼里是个“美男”，美院尚未毕业就留学德国，浸淫在新表现主义的艺术中。35年时光荏苒，留在马路脸上的更多的是平和。 　　作为第一个把德国新表现主义带到中国的画家，在参加高考之前，马路是北京市一家袜厂的一名保全工，过着三班倒的生活，学画画之前，他的爱好是制作晶体管收音机。 　　和他类似，参加高考之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的杨飞云是内蒙古铁路上的一名钳工；刘溢则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名连环画编辑—后来，已经活跃在世界各地画廊和博物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绘画先行者”刘溢，常常被同学调侃“就是个画连环画的”。 　　为了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技能，也为了让自己不要过晨昏颠倒的三班倒生活，马路开始循着自己的兴趣跟随画家文国璋学习绘画。那是1976年，马路18岁。 　　1978年恢复高考，心气颇高的马路在高考志愿上只填了中央美院，报了油画与版画两个专业。马路清楚这场考试的重要性，但还有一些迷茫：不知道要考什么。 　　不仅马路，杨飞云从内蒙古到北京备考，还不知道要考什么科目，后来听说政治也得考，才开始准备复习。 　　1978年美院的招生简章上，油画系计划只招8名学生，版画系计划只招10名学生。杨先让负责版画系的招生。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美院还在帅府园，地方小，没有那么多教室，“再加上当时的招生方针是艺术人才要选拔优秀的”，所以可以说是层层把关、精挑细选。 　　杨先让记得他面试一名考生时问他喜欢什么，答曰喜欢看书。杨先让追问，考生说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喜欢克里斯朵夫小时候和他舅舅的那段故事。杨先让听着高兴，心想，这孩子好，要定了。 　　“当时社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大家也很兴奋。”时任油画系教授的钟涵现已高龄，但声音依旧洪亮，他在电话中对本刊记者说。 　　油画系后来招了14个人，组成一个班，扩招了将近一倍（后来其中两人调到了别的班级）。当时也许没有人想到，这个班后来成为了艺术上的“明星班”。 　　五位老师带一个学生 　　刘溢对本刊记者回忆他们的油画班同学，年龄大约相差十岁，较年长的是杨飞云，当时25岁，“每天早起不得不刮胡子”；最小的是夏小万，只有15岁，“每晚睡觉还要抱着枕头”。 　　当时的物质生活相对艰苦，食堂早上只有窝头、馒头、酱豆腐和粥，如果午餐能吃到白菜豆腐都让人特别高兴。入学第一年，美院每个月每人还发12元生活费，第二年就只有7元了。 　　物质条件不好，但画室里一直都有人在画画，图书馆中坐满了人，晚上都是被赶着出来。学校里好书不多，美院美术史课的教材中有一本英国19世纪丹纳的《艺术哲学》，来自吉林的曹立伟捧着这本书看的时候，一名外国留学生看到了，惊讶地喃喃“很古老、很古老啊”。 　　为了看到好书，学生们还要早早去图书馆占座抢书。当时《德拉克罗瓦论艺术》、《戈雅传记》、《梵高日记》都开始译介到国内，深受他们的喜爱。 　　那个时候学生爱看画册，但是画册并不多，国外最新的画册根本看不到，碰到一本新画册，学生们都会抢着看。有时候看到外国画册后又看不懂，就自己琢磨、分析画面。 　　后来留校任教的曹立伟回忆当年的学生生活时说，当时从国外传入很多艺术流派，“略有耳闻，但多半是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