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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政策立场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化产业在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明显可以把握到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投入和坚定决心。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优秀的政策体系的引导。文化产业政策的经典难题在于，政策应该在文化上采取什么立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通常有两种路线，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辨识并分配大众的文化喜好，政府不进行干预；另一种就是由政府来决定哪些文化产品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从而主导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很难选择某个单纯的立场，而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与平衡往往确定一个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文化政策的路线与分类 　　以市场决定公众文化需求的体系并不表示国家不作为，国家仍然需要维持市场的基本秩序，也就是说国家角色至少类似于商业街上的巡警，对物品的所有权做出裁决。例如在广播行业中，广播频率需要由国家权威进行分配，并依靠国家的力量对使用权加以保护。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国家常常要保护某个企业的利益，这种保护有时会造成国家放弃潜在的可能创造新文化内容的机会。不过有人认为，这种情形下没有政策，只有文化，美国就是这种情况。 　　国家主导体系则把文化看作是具有超越性价值，但是由于大众缺乏维持高尚品位的能力，这种超越性显得比较脆弱。这类观点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往往认为文化遗产不能通过大众的记忆和喜好得以延续。国家主导的途径鼓励国家扮演文化领域的管理角色，甚至采取某些强制措施来推动公众的美学欣赏。也就是说一旦市场不再支持文化经典的生产和消费，国家就要介入保护。这是文化的“濒危保护”的方式。有批评认为，即使政府施加这种保护，受到保护的仍然只是经过挑选的，也就是只是政府喜欢的。因此必然会有其他没有受到保护的优质文化在缺乏市场的情况下难以逃脱消亡的厄运。由特权组织决定某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是纯粹的精英模式。而大众文化的原则之一就是反精英，这样就形成了文化政策的悖论。 　　多数发达国家会在这两种路线中挑选一种为主，同时以另一种路线作为辅助手段。在具体操作中情况比较复杂。加拿大文化经济学家哈瑞·希尔曼·查特兰德（和克莱尔·麦考吉（Claire McCaughey）在比较分析二战以后欧美各国政府文化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文化政策模式：提供便利型（Facilitator），庇护者型（Patron）、建筑师型（Architect）和工程师型（Engineer）。提供便利型文化政策主要是指政府不直接提供艺术资助，也不通过法律法规对文化艺术活动进行管理，不直接涉足文化价值、文化潮流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只是规范市场、通过免税等优惠政策促进艺术家进行创作。在庇护者模式中，往往是以“一臂间隔”原则为指导，由独立运作的委员会分配资金。政府相当于文化事业的庇护者，政策目标主要是提高艺术活动的质量，而不是面向社会大众进行艺术的普及工作，因此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对艺术的资助有精英主义的倾向。建筑师模式主要是指，政府制定全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框架，具体规划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各级文化团体的运作经费来自政府的直接资助。在工程师模式中，艺术生产和分配都由政府直接负责，政府为符合其政治要求的艺术提供资助，政治目标处于主导地位。 　　二、市场与政策之间的两难境地 　　无论是在政府主导文化的国家还是市场化国家，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特定的艺术领域提供资助。罗纳尔德·多尔金（RonaldDworkin）把政府对文化的资助分为两类，一类合乎经济利益，一类合乎高尚品味。经济途径认为公众对文化的支持通过价格机制，也就是以文化产业的市场调节机制来实现。高尚途径认为公众对文化的直接支持是有必要的，因为市场只强调欲望而不在意高层次的发展-快乐，无法推动并延续艺术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市场无法定义并开发人类的普遍价值及其艺术表达形式，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逻辑与伦理价值的提升本身是相对立的。在保守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逻辑下，伦理领域没有直接经济产出，因此当然不值得投入公共资金。观赏名画，阅读名著，欣赏名曲等，比看电视上的肥皂剧更加能够提升个人的审美和品性。但是多数人仍然喜欢看电视。从市场逻辑看来，纳税人所纳的税款应当投入到更多人喜爱的领域中去，所以电视生产理所当然的应当获得更多的资金，至于这种领域是否能够给人带来审美或者伦理的提升，就不再这种逻辑的考虑范围内了。 　　多尔金认为，既然艺术提高公众智识，大众文化给公众带来乐趣，两者各有所长，也都是公众所需。那么，市场和政府就应当各司其职，由市场来应对大众文化，政府确保高尚文化的核心地位。所以文化政策应当注意到，文化既带来乐趣，同时又是进步的推动力。他的这种看法代表了一类典型，也就是欧洲大部分国家文化政策理念的来源之一。 　　但是实情并非完全如此，市场和高尚艺术不是截然对立的两面，艺术仍然是可以在市场化的环境下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