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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朝政文章程式化 　　摘 要：秦汉朝政文章的程式化，指的是秦汉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巩固政权，专门制定的体现其制度权威的程式化文章。其程式化包括朝政文章的文种、格式、内容、专用语辞、上书途径、使用对象等。朝政文章的程式化，实质上是文章从内容到形式各要素的格式化过程，其内核本质是皇权话语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皇权制度的需要促成了朝政文章的程式化，程式化的朝政文章反过来作为秦汉统治者治国的工具加强了皇权统治的权威性；程式化的朝政文章从文种格式、内容、行文方向到文类划分专用语辞，经过秦汉两朝的演进，在汉末已基本定型；它随着封建统治延续、发展了两千多年，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朝政文章，对中国传统实用文章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秦汉朝政文章 皇权制度 程式化 　　秦汉朝政文章的程式化，指的是秦汉王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巩固政权，专门制定的体现其制度权威的程式化文章。其程式化包括朝政文章的文种、格式、内容、专用语辞、上书途径、使用对象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文章”指的便是朝政中处理政务的程式化类的文章，曹丕以帝王身份，站在维护皇权权威的高度，论述了朝政文章与维护统治的关系以及它在朝政运作中的重要性。班固在《艺文志》中阐述朝政文章与朝政的关系时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历朝历代，承载着管理国家工具的朝政文章，它的形成与皇权制度的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皇权制度的需要促成了朝政文章的程式化，程式化的朝政文章反过来作为秦统治者治国的工具又加强了皇权统治的权威性；皇权制度促进了朝政文章文种的多样性，多样性的文种又承载了制度的变迁。程式化文章实质上是皇权统治权力的外化形式，它随着封建统治延续、发展了两千多年，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朝政文章。朝政程式化文章对中国传统实用文章有着深远影响。 　　一、秦汉朝政文章程式化的必然性 　　荀悦说：“（上圣）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1]文章的制作与社会、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刘勰所说的“政化贵文”。受本民族语言与???会文化的影响，举凡文章都会有一定的程式，这程式既包括格式、程序，也有内容与语辞，而与朝廷政务相关的文章，因其特殊功用与地位受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在内容和写法上便形成了特殊的程式。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中央实施三公九卿，地方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秦皇权体制的建立，给秦朝政文章的程式化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程式化为政治体制、制度所赋予，所以将这种文章称为程式化的秦朝政文章。 　　我国远古时期政治性应用文章，最早见于甲骨文、金文，《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以应用文为主的总集，但由于其社会政治功用的差别，应用性文章的程式也不一样，如文种为“誓”的文章，它的功能在《礼记·曲礼》中定义为“约信曰誓”，文种为“诰”的下行文，其功用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商、夏被于诰、誓”[2]是也。它们有自己特定的格式和内容，形成所谓“文体”。因此，朝廷文章的程式化从上古便开始萌芽，但程式化文章从应用范围到体式也仅仅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直至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皇权专制的统一大帝国，而汉承秦制，刘汉皇朝继续这种制度又实现了数百年的统治，中国历史从此演进到新的阶段。秦皇权体制以“立私权”（贾谊《过秦论》）为特征对皇帝的个人威权加以突出，为适应这种政治体制的需要，皇帝与诸多臣子在文化上采取了许多措施，而作为治国重要工具的朝廷文章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秦汉朝政文章渐进式地进入到程式化，这是秦汉朝政文章发展的一种必然。 　　在秦汉朝政文章渐进式地进入到程式化的初始，起决定作用的人物就是秦始皇与丞相李斯等。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天下大定”后第一时间，“更名号”成为秦始皇着手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他亲自给丞相、御史发了一道“令”，令中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3]他认为“更名号”就是“称成功，传后世”，变更“名号”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新的统一制度的一个标志。 　　始皇令下，丞相王绾、御史冯劫、廷尉李斯等朝廷大臣不敢怠慢，他们认真研究讨论，得出了如下结论：“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4]众大臣认为秦始皇“更名号”的主张无比正确，一因陛下平定天下“上古以来未尝有”，二为树立皇权威望，与“更名号”相匹配同等重要的还应当变更与皇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