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与后殖民批评.docVIP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赵稀方 100732） ?提要：在方法上，斯皮瓦克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自居，这既显示了她的犀利，也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后殖民理论上，斯皮瓦克“殖民话语”和“反话语”两个方面都有贡献。在殖民话语分析上，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在反殖民话语方面，她的贡献也许更大，她参予了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属于能说话吗？》（1988）等文对于殖民统治下的属民的发声问题的讨论很引人瞩目。 关键词：斯皮瓦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反殖民话语。 ? ? （一）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的身份，在西方学术界素享盛名。需要纠正的是，论者在引用这一称呼的时候，总认为这一说法来自于柯林·麦肯比（Colin MacCabe）为斯皮瓦克的《在其它的世界里》（1087）一书所作的“前言”[1]。其实不然，柯林·麦肯比的说法事实上来自于斯皮瓦克本人早年的表述。在发表于1979年的《解释与文化：旁注》一文的结尾，斯皮瓦克说：“作为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我对于教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实践感兴趣，它会让我们在解释产生的时候，建设性地质疑它的特权。”[2]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的确构成了斯皮瓦克的独特之处，足以成为本文论述斯皮瓦克思想的起点。正是这多重立场让斯皮瓦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从而从多方面拓进后殖民理论。应该说明的是：第一，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斯皮瓦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构主义者，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二，斯皮瓦克的这三种思想并非仅仅相得益彰，而是彼此诘问，不断冲突的。 斯皮瓦克早年毕业于英美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做的是叶芝，1974年此书以《重塑自我：叶芝的生平与诗歌》为名出版，这是斯皮瓦克的第一部著作。不过，在依阿华大学读博士期间受到保罗·德曼指导的斯皮瓦克最早成名于翻译介绍德里达的解构主义。1976年，斯皮瓦克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德里达的《语法学》，她在此书的长篇前言中首次向美国人详细介绍评论了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在解构主义的背景下，宥于本人的性别，斯皮瓦克感兴趣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她发表了“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1978）、《三个女性主义读本：玛克勒斯，瓦伯勒，哈贝玛斯》（1979）等文章。如此，一方面在尚对解构主义陌生的美国学术界介绍德里达及解构主义，另一方面进行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构成了斯皮瓦克在学生时代英美文学专业之后早期学术批评的主要内容。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发明之外，从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解释与文化：旁注》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斯皮瓦克交叉使用这两种理论的魅力。 关于“公”与“私”，传统的解释是，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属于“公”的领域，而感情、性、家庭等属于“私”的领域，宗教、心理、艺术等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属于“私”的领域。这种分类的前提不言而喻，“公”的领域较“私”的领域更为重要。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分类是男性政治的结果，是女性歧视的表现。女性主义运动致力于颠覆这样一种等级秩序，强调“私”的领域才是更为重要的。在斯皮瓦克那里，女性主义的驳诘固然有力，但仅仅是批判的第一个层次。自解构主义观之，女性主义颠倒“公”“私”不过是翻转的二元对立，在方式上并无改变。斯皮瓦克首先解构“公”与“私”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线。她认为：既然女性主义已经指出，每一个“公”的领域其实都离不开感情和性，而家庭的空间也不仅仅完全是私人性的，如此交织不清，“公”“私”如何进行翻转呢？斯皮瓦克认为，阻止这种女性主义颠倒‘公’‘私’等级的教条做法的方法，是解构主义，“解构让我们质疑所有的先验的观念论。基于这种解构的特别之处，男/女、公/私的置换标志着一种转换的界线，而非彻底颠倒的欲望。”[3]由此出发，斯皮瓦克对于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有着超越性的自觉反省，她认为：“指出女性主义的边缘位置，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为自己赢得中心地位，而是表明在所有的解释中这种边缘的不可化约性。不是颠倒，而是置换边缘和中心的差别。”[4] 可能与解构主义的解构界线的特征有关，斯皮瓦克不愿固守某种理论，而喜欢尝试不同角度和立场的观察。据斯皮瓦克自述，到了1979和1980年，“种族”和“阶级”的思想开始侵入她的思想。这里的“种族”与“阶级”，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斯皮瓦克与赛义德形成了奇妙的对比。在赛义德那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西方东方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斯皮瓦克来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启发她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作为一个来自于印度的亚裔女性，斯皮瓦克发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处理东方女性的问题时具有很严重的盲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