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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证“菜篮子”成长 　　“菜篮子”工程已走过25个春秋，很多人都亲身感受了“菜篮子”的变化和发展。本文采访了“菜篮子”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领域的见证者，听他们讲述有关“菜篮子”的故事。 　　从“老三样”到丰富多彩的“菜篮子” 　　最初“菜篮子”工程的建立是为了充足供给人们对副食的需求。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也许在家里的某个犄角旮旯或父母的存钱罐里还能看到粮票的身影。粮票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那个特定年代，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凭蔬菜票、肉票才能购买蔬菜和肉类等副食，“票证经济”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 　　冬日，晌午。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南里小区，天气寒冷，但阳光依然明媚，78岁的田大妈正在小区晒太阳。她的老家在河北保定，但从十几岁就来到了北京，之后生儿育女，一直就在北京生活，算是半个北京人。说起粮票、蔬菜票，田大妈打开了话匣子。 　　上世纪80年代，田大妈还在一家幼儿园后勤处工作。那会儿，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4块钱。像所有家庭一样，她也经历了用粮票买粮，蔬菜票买菜的岁月。当时，田大妈的丈夫在北京房山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她一个人负责养育三个子女。 　　“当时，国家分配粮票是根据个人工作情况的不同来分配的，例如从事体力劳动的和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定量会有所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每个成年人可以领到的30斤粮票，而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则只能分到25斤的粮票。”田大妈说。 　　说到自己买粮、买菜的经历，田大妈说：当时在万寿路附近，有公家（国营）的合作社，里面有包括酱油、醋、粮食、肉、蔬菜等购买专区。虽然粮票量不多，但他们一家差不多可以维持生活。说到买菜，田大妈说：“用蔬菜票买菜，我一周平均去2-3次合作社”，她说，那会买菜，基本就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一家四口，最常吃的便是白菜。虽然也有芹菜、茄子等“稀罕”菜，但他们一般都不太舍得买。 　　说到当时的一日三餐，田大妈说，每天早上7点上班前，她会帮孩子们将窝头掰开放在炉子上烤着，待烤热后，三个孩子拿着窝头边走边吃，就去上学了。孩子们吃饱后，田大妈才拿着剩下的窝头吃。中午的时候，他们一家有时吃早上剩下的窝头，或者偶尔煮点挂面。晚上时间稍微充裕，则可以炒个白菜或土豆。 　　“那会儿菜可便宜啦！一毛钱就是一脸盆的西红柿，可以吃很长时间。”冬天没有新鲜的蔬菜吃，很多家都会在冬天到来之前，买很多白菜、土豆和萝卜储藏着。还有的人家会买很多西红柿，将西红柿切碎，然后装进小口的瓶子里，将装好西红柿的瓶子放进开水里煮（怕变质，算是消毒）之后，几十瓶西红柿就这样储存起来，冬天时拿出来炒菜吃。 　　1990年，田大妈退休后，她的工资是100多元。那会儿，人们买菜时，就可以直接拿钱买了，公家的合作社已经鲜有人去惠顾，人们更多地去农贸市场或早市买菜。渐渐地，粮票、菜票等各种票证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从1988年到现在，“菜篮子”品种结构更趋合理，地区之间、季节之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极大地丰富了市场供应。以北方地区冬季蔬菜供应为例，已由过去传统的“老三样”为主增加到100多种。现在，一年四季无论北方、南方，“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琳琅满目，为消费者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 　　跟以前相比，田大妈说，现在蔬菜价格虽然贵，但人们挣得也多。现在田大妈的退休工资已经达到3000多块钱。现在的生活好了，每顿饭都有好多菜，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顿顿有肉，她还笑着告诉记者：“现在生活这么好，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多享享清福啊！。” 　　包地卖菜的李红军 　　12月2日，李红军在翠微南里小区租住的房子旁边，摆着自己的蔬菜水果摊。摊位上，最显眼的要数大葱和白菜了。“这葱多少钱呐？”李红军说，“这是山东章丘大葱，1.6元一斤”。这天凌晨4点，李红军就开着他的小面包车到新发地市场去进货，差不多运回来2000多斤大葱。李红军有自己的蔬菜生产基地，同时他还经常去外地收购一些优质的蔬菜，集生产者、收购商和零售商三重身份于一身。 　　李从军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大兴区包10余亩地，种植大葱、白菜等蔬菜。这些年，他种植的蔬菜品种越来越丰富，产量也逐渐提高。作为生产者，他会选择自己销售蔬菜，而不让收购商来收购。他说，自己卖的话，价格会高一些，例如白菜，收购商田间价格只有3毛多，自己卖的话有6毛多。 　　刚开始卖菜的时候，他主要是开着车到处去卖，属于流动性的菜贩，那会，通过卖菜，一亩地可赚几百块钱。现在，他不只有了固定的销售点卖蔬菜，而且收入也提高了。大葱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等，大概是2000元左右，毛利7000多元，现在大约每亩地赚4000-5000元。 　　此外，他去全国各地收购优质农产品。他经常前往河北的涿州和北京门头沟等地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