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对中国执法启示.docVIP

论国际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对中国执法启示 　　摘 要：法律的有效实施在于执法，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私人执法。美国反托拉斯法重视私人执行，强制性3倍赔偿制度、单方诉讼机制使其蓬勃发展，维护了该法的稳定性。我国反垄断法对私人执行制度只做了原则性规定，今后应重视私人执行制度的发展，使其成为公共执行的有力补充。在私人执行具体操作模式上，还应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选择直接执行模式。 　　关键词：反垄断；私人执行；中国；国际经验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基本法则，但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竞争的自由和公平。“要是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的组织某些制度安排，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他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的发挥作用”［1］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竞争的法律，但“如果法律规定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2］。要把“纸面上的”反垄断法变成“行动中的”反垄断法，是反垄断法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守护神，必须建立科学的反垄断法执行模式。反垄断法的执行可以动用公共和私人两种资源，由此形成公共执行（public enforcement）和私人执行（private enforcement）两种执行方式。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是指反垄断主管机关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通过行使公权力来执行反垄断法，而私人执行则是指那些自身利益受到反竞争行为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通过仲裁等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3］我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施行，《反垄断法》虽然就私人执行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相关条文过于简化，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我国有必要借鉴外国先进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 　　一、 私人执行制度和公共执行制度的关系 　　反垄断法要得到有效实施不仅需要执行机构的行政执法，同时也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公共执行是执行机构以公权力的方式执行反垄断法，主要表现为罚款、禁令等行政性的手段；私人执行是私人参与并主导反垄断法的整个执行过程，主要表现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执行过程是由公权力机构主导还是由私人主 　　导［4］。在政府资源有限的现状下，公共执行会出现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在“政府失灵”的状况下，公共执行又会出现执行不力的问题；而私人执行，如果被滥用也会出现实施过度或实施不足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公共执行或者说单纯依靠私人执行都无法有效的实施反垄断法。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反垄断的执法体制可分为以私人执行为主导和以公共执行为主导两种。前者的代表国家为美国，后者则是以欧盟为代表。 　　（一）以私人执行为主导 　　在立法的活动中，美国的反垄断法最早规定垄断行为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对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源于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其第7条规定：“任何因其他人或公司从事反托拉斯法所禁止或宣布为违法的事项而遭受营业或财产损害的人，可以起诉并要求授予其所遭受损害的三倍赔偿以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在该法审议过程中，多数议员支持反托拉斯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并且认为反托拉斯法将主要依靠私人执行来实施。议员们担心，由政府机关来负责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可能会因为其处事犹豫不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所以鼓励私人执行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5］1914年《克莱顿法》第4条对《谢尔曼法》第7条稍微作了修改，即允许私人当事人对任何反托拉斯违法行为提出三倍损害赔偿诉讼，现在该条实际上已经取代《谢尔曼法》第7条成为私人执行的核心规范。根据《克莱顿法》第16条的规定，私人当事人还可以寻求禁令救济，以避免受到被告反托拉斯违法行为的进一步侵害。美国学者们认为，在反托拉斯法执行体制中设置私人执行可以大大增强反托拉斯法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同时也可以赔偿违法行为受害人的损失。 　　私人诉讼不但提升了反托拉斯法执行案件的数量，还部分承担了政府机关的执行成本，可以节省公共资源。私人执行被认为是政府公共执行的极其重要的补充，因此，私人执行者通常被称为“私人司法部长”（private at torney general）。［6］司法实践中，私人执行案件得到迅速增长。在1961-1965年5年间，私人执行案件就蹿升至3600件。在这个阶段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之间的比例是6：1。从1971年以来，每年反托拉斯法私人执行案件都超过了1000件，1977年时达到最高点，当年一共有1611件私人执行案件。此阶段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的比例超过了20：1。1996-2000年，平均每年的私人执行案件是674 件，2000年一年的私人执行案件是858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