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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居委会与基层舆情机制相互建设 　　摘 要：当前，居委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完成上级部门的下派任务上，缺乏对于基层社情民意的把握，导致其工作缺乏民众参与。而依托居委会构建的基层舆情机制恰好能弥补其在这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基层舆情机制培育了居委会同居民间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居委会能为基层舆情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提供必要资源，二者事实上是一种相互建设的关系。在相互建设过程中应避免增加居委会负担并建立反馈与评价机制。 　　关键词：居委会建设；舆情；社会资本；AGIL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06-03 　　居委会，作为目前城市社区中最为成熟的居民“自治”组织，尽管随着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日益深入而对其日趋行政化等方面有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社区居委会仍将作为社区工作的中流砥柱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挥着独特??作用。当然，居委会亟待调整转变这一事实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居委会如何在新的条件下转变自身定位，划清职能边界，最终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目标将是其面临的重要课题。 　　舆情机制，作为了解民众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对于国家管理者抱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工作机制，近年已基本建立了一套以各地宣传部门为组织依托的舆情信息汇集、分析、上报制度[1]。例如，2010年湖北省宣传部门向中宣部报送舆情信息8 100余条，被采用600多条；同时编制《互联网涉鄂舆情专报》70余期、《舆情信息参阅》50余期、《湖北舆情信息》10余期，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机制在舆情信息的来源渠道上还有待拓展，特别是对于基层舆情的把握还有待加强。 　　因此，是否能够依托居委会建立起直接面向居民的基层舆情机制，同时居委会也能通过对基层舆情的把握从而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并获得居民的认可？本文将试着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居委会的“独唱”与基层舆情的“沉默” 　　单位制瓦解后，大量的社会管理工作转接到社区。作为社区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居委会负担着治安、卫生、妇女、计生、优抚、低保、救济、青少年教育等等方面的工作。这样的制度安排虽然早已由《宪法》以及《居委会组织法》中的相关条文①确定下来，即居委会应当协助政府部门完成上述范围内的工作。然而现实却是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将居委会视作自己的下属部门，过度下派一些本应由自己完成的工作，导致居委会工作负担过重。据统计，一些地区的社区居委会日常性工作多达139项，涉及23个门类，84个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3]。因而，作为“政府的腿”，用手中“一根针”去接引“上面千条线”已经成为当下居委会工作的真实写照。客观上，居委会承担的这些政府下派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维护了社区的稳定与祥和。然而，这些下派任务能够多大程度贴近群众的利益诉求？居委会完成的这些任务是否能够获得居民的认同与支持？ 　　显然，当前社区中较低的居民参与状况已经给出了答案。陈万灵2003年在广州市的南华西街社区的问卷调研表明：对社区建设很关心的居民占30.43%，一般关心居民占64.23%，不关心的居民占5.34%[4]。王小章、冯婷2004年对于H市社区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对于社区公共事务仅有16.8%的居民表示“非常愿意”，28.9%的居民表示“比较愿意”；而45.4%的居民对其表示“不太愿意”，8.8%的居民则明确表示“不愿意”。可见，居民的参与意愿总体上看不是很强[5]。张宝锋2005年对于郑州市几个高校社区的访谈也表明，多数居民都不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甚至很多居民连居委会的位置也不清楚；居民对于居委会的选举与换届也表现冷漠[6]。不难发现，居委会渐渐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为完成政府下派的工作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另一方面居民对其工作却几乎不闻不问，形同路人。居委会在社区中的工作已变为了一种自说自话的“独唱”。 　　之所以成为“独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制度对于基层舆情的把握不到位，不能很好地将工作重心与居民的利益诉求紧密结合。从居委会自身看，居委会的大量精力用于完成上级下派任务，而对于居民的真正需要往往无暇顾及，使得其组织的活动无人问津。从舆情机制看，其工作的开展主要还是通过政府宣传部门完成的，工作重点则主要放在重大事件、活动以及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上，而对于社区这样一个紧贴居民日常生活的舆情空间开展的工作还十分有限。此外，舆情作为民众围绕中介性事项产生的对于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通常并不会直接地展现出来。结合社区这个居民日常生活的共同体来看，基层舆情往往分散在每一个具体而又繁杂的中介性事项的处理过程中，因此这种舆情通常不会像网络舆情那样在微博、论坛等舆情空间中上较为明显、集中地表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