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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合作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内容摘要：公共组织在解决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时需要密切的组织间合作，公共组织间的合作水平对于公共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共组织自身对于合作具有一般性的意愿，这种合作意愿影响了组织在特定问题下的合作决策。公共组织的合作意愿是在一系列内外部管理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了组织的资源自给程度、合作的外部促进程度以及组织的文化开放程度，最终影响了组织的合作意愿。 　　关键词：公共组织 组织间合作 合作意愿 资源自给程度 　　序言 　　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对公共组织之间的合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由于政府管辖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衔接和合作关系，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行政管理的衔接，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衔接，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由非政府的非营利或营利组织承担，这些具有不同程度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组织间的合作水平，逐渐成为决定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关键。Provan和Milward也指出，合作性的组织间关系已经成为公共服务传递的普遍机制，对公共组织间的合作的研究，对提高公共管理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意义。 　　对公共组织合作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以组织网络、行政体制改革、法律法规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居多。与这些视角有所区别，本文选择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公共组织的合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宏观政策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对公共组织合作所施加的影响，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对公共组织合作意愿的影响。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个体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的相关研究中指出，个体可以区分出四种类型的特征：竞争、个人主义、合作以及利他主义。研究认为，存在一个动机连续体，从利他主义到竞争取向，它是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对待合作的态度属于个体特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组织也会形成如同个体一样的“性格”特征。杨士尧认为，组织间的状态也是一个系列连续的状态，包括合作、竞争、破坏、吞食等。其中，组织对待合作的态度与意愿，是这种“性格”的重要构成，也是组织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在面临环境多变、任务复杂以及资源有限的情形时，迫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刚性要求，势必面临是否以及如何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的抉择。一般来说，具有高合作意愿的组织，倾向于采用合作的方式获取资源，解决问题；而具有低合作意愿的组织，则倾向于采用竞争或者孤立的方式获取资源，解决问题。公共组织的合作形成，既与特定的潜在合作对象的特征以及面临的具体问题有关，也与组织自身的合作意愿有关。 　　本文将公共组织的合作意愿置于一个开放的组织-环境交换系统中，目的在于探讨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组织在合作意愿上的差异，并且这种影响是怎样实现的。 　　组织间的合作内涵 　　合作有两种基本的理念类型，一种是各自存在自己的目标，通过协商妥协而非命令来协同彼此行动，约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另一种是双方结合为更大的组织并形成一致的目标，双方接受同一套行动规则。但是无论哪种合作形式，对组织而言，合作的实施都意味着妥协，意味着出让一部分目标和资源控制权，目标是为了实现不合作状态下难以达到的目标。 　　（一）组织合作的利益相关者 　　公共组织的合作意愿可以看作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综合体现了三类与组织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存在和影响，如图1所示。公共组织而言与个体决策的区别在于其内部除了决策人外还有其他的相关人，组织内部相关人对于合作的态度同样会影响组织的合作意愿。对于不同的公共组织，内部管理体制、决策集中程度、问责程度等因素都决定了内部相关人的态度对组织的最终合作意愿有怎样的影响。组织外部相关人指的是组织所处的微观环境中与组织关系密切的其他组织，因为组织总是处于一个开放的交换环境中，因此这些外部相关人（主要指组织）对合作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组织的合作意愿。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很多著作中，组织遵循占主导地位的合适的行为观念来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压力并且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很显然，外部相关人对于合作的态度构成了在同一个组织域（Organizational field，新制度主义学者用其描述一个关系相对密切的组织网络）中的约定俗成的文化。 　　在绝大多数的公共组织合作决策中，组织的决策人是合作与否的关键，组织决策人对合作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决策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决定组织的合作意愿。对图1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组织内部相关人以及组织外部相关人实际上都扮演了一种对组织决策人的约束力量，它们要求决策人必须以符合组织内部习惯以及组织域习惯的方式看待合作。但是这种约束程度则受到两个外生变量的控制，即“组织惯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