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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鲍威尔“撒切尔主义”及其对中国意义 　　“撒切尔主义”并非一种政治哲学，也不是一个原创性的知识概念。“撒切尔主义”有它的知识基础，它是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等要素的简单描述。“撒切尔主义”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如在为社会上最不富裕的人群提供社会保障安全网络方面，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这背后有一个判断，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机制。并且，就市场整体而言，要比政府更了解资源配置。“撒切尔主义”还包括法治的含义。玛格丽特·撒切尔常被认为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她的领导力、意志力，以及在推动影响深远变革过程中展现的非凡执行能力，而这些变革是真实的、产生了效果的，不是抽象的原则。 重温撒切尔改革 　　理解撒切尔的改革，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英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当时，“二战”刚结束，经济衰退持续，英国正经历最为低迷的时期。整个国家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王国治下的国家纷纷独立，疆土萎缩。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持续、且衰退似乎不可避免的国家里。 　　玛格丽特·撒切尔明白，治愈英国病症的方法，是让英国做出显著的改变，但不是革命性的变革。1975年，她写下了这样的名言：“我们正在来到我们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因循守旧，继续衰落。我们也可以停止现在所作所为，决断高呼‘够了’！”用商业术语来说，这个国家所急需的是一个彻底的转机，这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着手改革要取得的成果。一切，都要被撼动。 　　变革有若干关键因素，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经济活力；降低税率，恢复经济刺激；将罢工和工会置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减少罢工和消除工会的束缚；将国有工业私有化；鼓励上述所有私有产权，让个人拥有住房；降低政府在GDP中所占比例等等。推行这些改革，需要政策有很大变化，但是相比政策变化，改革会给人们心理造成更大变化：改革使人们相信，如果大家做好忍受短期痛苦的准备，那么针对长远目标推行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就会产生效果。这意味着，要击退既得利益和政治对手，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她所属的保守党内部的反对力量。撒切尔的改革还包括恢复国家信心。做??这些，需要领导人具备非凡的意志力和决心。 　　除了眼前经济问题亟待解决，当时还存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要求抛弃“依赖文化”，也就是“社会福利国家主义”的声音。在这种制度下，出现问题人们会先向政府寻求帮助，由政府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和照顾他们，而不是自己负起责任。玛格丽特·撒切尔认可一点，即国家必须为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提供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健康。但是，这种帮助不应该减轻人们照顾自己或家庭成员的责任。当撒切尔说“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时，她指的是，社会不可能独立于个体存在，个体构成社会。 再议“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主义”是否取得了成功？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观察到生活充满无数正面和负面内容一样。正的一面非常清楚，英国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变化，市场的作用被恢复，企业家的本能精神被释放，监管负担被降低。很多、但不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被直接挑战和击败。国家在经济中的比重，从大约一半的水平降低到四成以下，增长再次归来，失业率下降。但是，为此要付出代价。变革过程存在分歧和争议，其中包括社会动荡。当时，伦敦市中心发生骚乱，与工会的暴力冲突等事件。尽管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得到壮大和繁荣，但紧缩带来的痛苦却让制造业一蹶不振。尽管私有化整体上催生了更有效率的商业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但也不是每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尽管高峰时期个人股东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之多，但随后发生巨大下滑。社会和结构性改革未能完成，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使得英国至今依然挣扎其中。 　　换言之，变革的过程是艰难的、旷日持久的，且未能完成。但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任期结束的时候，倒退的情况没有出现，而且人们根本就没有倒退的想法。的确，玛格丽特·撒切尔所改变的最大事情之一就是工党，工党的改变甚至超过她所属的保守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撒切尔，就没有后来的布莱尔。撒切尔的改革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能发挥什么作用的认识上，英国经历了根本而持久的改变。 对中国的启示 　　这些改革最终和中国的关联性在哪里？20世纪70年代英国面临一系列特殊的问题，彼时一些改革的确对英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奏效。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将这些改革经验建议给中国，某种意义上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的确如此，因为中国并没有处在一个“转折”的阶段。 　　中国当下，面临的是成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不是当时英国面临的失败和士气低落。更深层面上，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问题。即中英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区别很大。这使得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改革政策与中国面临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努力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还是有相似处和教训可以借鉴。首先，中国需要变革，这是一个前提。这一点已经被中国领导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