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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设计中外部角色及其作为 　　[提要] 合同的相互性和脆弱性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合同农业发展中既受益又受损，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设计要重视外部角色及其职能。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同纠纷；案例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9月3日 　　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浪潮中，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的大力提倡，不同于以松散型组织为主的农村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一些新型市场主体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公司等随之出现，相应地与之相关的合同纠纷也开始进入司法视野。本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涉诉的司法案件为观察点，分析这一新型经济组织成长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期助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契约农业的发展。 　　一、从案例进入问题：受益和受损 　　改革开放以来，在私法领域人们的权利意识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从总体上看仍然缺乏与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比较北京法院网2007～2012年公布的10个有限的案件，我们会发现：从涉诉的案例来看，作为“弱者之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涉诉交易中并没有表现出较多的行动合法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涉诉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经济合同纠纷，共有7起，其中买卖合同4起；定金合同3起。另外，除名纠纷1起；侵犯知识产权2起（1起为著作权纠纷，1起为商标权纠纷）。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原、被告比例为4∶6。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诉讼，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无论是在一审之诉还是在二审之诉，委托律师代理服务的不足半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10起案件中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诉讼的对方当事人无一不委托代理律师。由于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律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之于其他市场主体诉讼能力普遍低，比如对法律程序和举证规则缺乏必要的了解，不知道如何起诉、如何举证、如何参加庭审，甚至没有经济能力请代理人等等，必然导致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承担了较大的诉讼风险。从诉讼结果看，涉诉农民专业合作社诉讼主张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一半。理论直觉告诉我们，在法律服务满足了三个定律，即效用定律、成本定律和价值定律之时，诉讼是当事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最终途径。按此逻辑，可以预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快速增长必将导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领域的重新调整，并导致涉农诉讼率的上升，将产生规范性干预和外部治理的必要。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设计中外部角色及其作为 　　中国著名的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造实践家梁漱溟曾说过，“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养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质；而作用的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所要做的。”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又是一个既存在市场风险又面临自然风险的天生的弱质产业。同时，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存在先天之本不强，后天又有体制性压抑和束缚的局限。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为了使社会中某些群体受益，决策者可以有计划地改变组织体制，从而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使相关群体受益。随着农业产业转型和农业市场的开放化，呼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求，通过强化或者弱化特定社会主体的制度角色及职能，有着重大意义。 　　（一）有形之手的作为：制度补贴与送法进社。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不同的具体时空中，人类需要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传统农业社会，主要是通过由家族生活衍生而来的人情关系达至合作，现代社会则更多是通过以公平法则为基准的货币、权力进行合作。根据学者的调研，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合作社成员素质不高，对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的意识淡薄，随意毁约的情况时有发生，又难以制裁，增加了合作社运作的难度；二是一些存在投机心理的人钻空子，套扶持，利用优厚的政策扶持，蜂拥而上成立合作社，形成许多“无牌、无章、无基地”的三无合作社，这既导致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挫伤了发展中的合作社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学者董磊明、陈柏峰和聂良波研究指出，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和越来越市场化的农业经济，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在职业法律服务队伍加剧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距离的时候，法律在许多农民那里如同钝器。因为在中国农村现行的法律服务体制内，存在着“四不”的问题：不够、不廉、不敢和不亲。因此，政府必须对农民合作社进行制度补贴和“送法进社”。 　　所谓“制度补贴”，就是政府运用各种政策和法律手段，降低农民加入和运营合作社的成本，提升农民加入和运营合作社的收益，从而增强其自生能力。有鉴于此，政府应该加强农民的合作社教育、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合作社内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