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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及作用 　　摘 要： 本文着重讨论了历史上各个国家都牵涉到的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法律和经济。解决好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兴盛，延续的问题。学界最新的许多研究表明，它们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法律和发展”问题的辩论。然而，目前学界对这种正相关所隐含的因果关系还没有定论：到底是先有法制再有经济发展，还是正好相反？笔者赞同Coffee（2001）所主张的“先发展，后规范，再发展”的思想，也就是法制与经济发展是互动的。 　　关键词： 法律制度； 经济发展； 作用 　　中图分类号： D9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92-01 　　一、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点 　　对比中西方法律，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司法系统并非独立于行政系统（例如，Jones（2003）就此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至少从唐朝开始（公元618-907年），直至1911年清朝末年，中国一直就是中央集权制。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所以那些地方官员事实上不受任何制约，唯一的制约就是未来是否可以升官发财。中国法律传统的另一特征是，强调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缺少民事责任以及程序法方面的规范。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用来加强其统治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至今，该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因此，该法典本质上属于行政法典和刑事法典，它倾向于依赖行政和刑事处罚来调整社会关系。 　　近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精神与历代王朝相比并没有很大改变。法律仍旧被看作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司法系统依然被政府行政权力牢牢控制，并没有独立有效的司法体制；政令与法院的判决经常混淆一起；“分权学说”没有被官方正式采用。 　　这样的法律制度下，中国的大多数钱都入了国库了，可以说是“藏富于国”，但不可回避的产生中国历史周期问题：平均四五十年农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而每一次的农民起义不出意外的原因都是不满意政府苛捐杂税，让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说到底其实还是经济问题，老百姓口袋子的钱全进了国库了，吃不上，穿不暖，谁还肯给你干活。从负债来看，晚清的赤字没有像历史教科书说的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问题出在国家理财策略上。清政府在当时仍然采用了“节流”手段，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相当于“税负休克疗法”，它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50年的财政收入上，没办法让社会大众为其每年支付一点，造成了老百姓负担过重，压力过大，不发生战乱也很难了。 　　二、中国法律的变革和发展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法律系开始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大量的新的实体法被颁布（尤其是在商事和民事法律领域），并于199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但是这些实体法和程序法并没有真正的摆脱中国传统法律的两个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但是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的主要成就还只是集中在农村，做包产到户。农民有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尽管如此，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是大大提高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国家所有权（state ownership）占统治地位的工业领域进行改革的讨论。于是国有企业被引入了个人责任制模式，也就是短时间领导有创造利润的责任了，但这种短期行为，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产权不明晰，不可能有效地引导管理者进行长远规划。因此，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尝试“股份制”，试图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当大量股份公司建立了，中国政府又建立起了正式的股票交易所，以便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改革家出于政治考虑，把股份分成了：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三类。而且规定只有流通股才能上市，这样间接的使国家参与了控股，于是也成了证券民事诉讼困难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民事诉讼判决向中小投资者赔偿损失，那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会使法院陷入两难境地。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颁布之前，中国股市还是一片昏暗，股民更是摸不清楚方向，当时上海交易所的情形，人们疯狂的买进卖出，交易所门庭若市，股指从617点飙升到1266点，但是随后五个月连续下滑，尽管这种下滑状态没有持续再进行，可带给股民的“信托”（郎咸平教授的观点）责任也没了，直到政府介入证券市场，鼓励股票交易，重振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