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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遗嘱自由之限制不足与完善 　　摘 要：遗嘱自由原则是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民法中私法自由原则在继承法的集中体现。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当坚持遗产“扶养”的立法精神与理念，只有在遗嘱权行使没有保障遗属生活扶养的情形下，才有必要对遗嘱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在限制遗嘱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上，中国应当坚持现行《继承法》中秉持了“扶养”理念的必留份模式，而不应当采取特留份制度，但具体内容上，应当适当扩大必留份权利人的范围；明确确定必留份份额时应当考量的具体相关因素；增加遗产处理过程中临时保护措施以及反规避必留份制度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遗嘱自由；继承权；必留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20-03 　　一、问题提出 　　中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采取的是“必留份”的立法模式，其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即“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① 该规定颁行于1985年，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修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行制度逐渐呈现出与时代脱节的情况，特别是前几年出现的“杭州遗赠案”与“泸州遗赠案”更是将遗嘱自由的限制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受到社会大众以及学界的广泛关注，现行的遗嘱制度被批评为“对遗嘱自由过于放任，几乎不能起到对遗嘱限制的功能。”对此，中国学界提出许多不同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但在限制遗嘱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上争议颇多，主要包括特留份模式与必留份模式。然而，中国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立法模式？而这也成如今继承法修订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遗嘱限制的原则 　　任何一项制度都包含着制度本身的价值选择，是制度所涉及各方利益的相互冲突与平衡的结果。继承制度也是如此，其跨越财产与家庭两个领域，涉及到财富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内外的转移。在遗嘱继承中，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利益在此汇合。个人??望自由，希望对其个人财产拥有最大的处分权利；而家庭需要保护，渴望其遗产继承的期望能够得以满足；而对于国家而言，立法者赋予遗嘱人以遗嘱自由，希望将遗产的使用价值发挥出来，并使遗产能够顺利地传递，维持个人与家庭的宁静与幸福。各方的利益诉求都有一定的理由与合理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各方的利益并不冲突，遗嘱人有足够的理性与智慧作出合理的决断，可以满足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因此，遗嘱继承的立法首先应当坚持“遗嘱自由的原则”，充分尊重遗嘱人的意志，这是继承法作为私法的本质所在，也是世界各国遗嘱立法的共性与趋势。对遗嘱的限制仅是一种例外情况，仅当遗嘱人行使的权利超越了一定的限度之后，才有必要对其进行矫正。 　　实质上，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涉及两方面：遗属的扶养与继承期望。遗属的扶养从本质上是解决人的生存问题。遗属获得遗产扶养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立法，在遗产分配中，给与那些需要扶养的家庭成员遗产，以维持其必需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扶养是通行做法。遗嘱人对家庭成员扶养，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义务，同时也是法律义务。因此，被继承人生前所负的扶养义务不能因其死亡便可抛弃，应当延续到其死后的遗产上。从国家或社会利益角度看，通过遗产分配以解决被继承人的遗属扶养问题，这也是最经济与可行的办法。因此，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当坚持“死后扶养”的精神。 　　遗属的继承权，即家庭成员的继承期望是否应得到满足，主要关涉继承人间继承权平等以及财产流向问题。继承权背后或许承载着许多“正当理由与依据”，认为遗属有可能对遗嘱人的财产获得或保存做出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获得遗产对于家庭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从行为导向角度看，财产处分权在遗嘱人手中远远能促进家庭健康发展。对遗嘱人而言，其需要遗嘱处分权来获得遗属的关爱，特别是对于当前日益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赋予遗嘱人以最大的遗嘱权利一定程度上可解决老年化带来的部分问题。而对于遗属而言，继承权的不确定性会使其明白，遗产并不是意外之财，财产需要靠自己努力获得，即便是遗产取得，也需要通过某种形式交换从被继承人那里取得。遗嘱权的存在意在提醒继承人，其应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特别是家庭的中老年人。因此，在遗嘱继承中，遗属继承权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权利而非法律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从情理上来说，或许应当予以考虑，但如果相比于遗嘱人的遗嘱权、扶养权利人的扶养权，后者更值得重视，除非法定继承人存在特别值得考量的情形，否则其继承权不应成为法律权利。对遗嘱自由的过度限制必将使遗嘱继承失去存在的价值，最终沦落为法定继承的附庸。 　　综上，中国遗嘱制度的完善，首要应当坚持遗嘱自由原则，而对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