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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批评世界眼光 　　钱锺书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声称一贯感兴趣是具体的文学鉴赏。他的文学研究不从概念出发做逻辑推理，而是针对具体现象拈出新意，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论话语，体现出鲜明的特征，如世界眼光、自主意识、创新精神等等，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等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本文梳理论述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世界眼光，以期对当代文论建设有所启示。 　　钱锺书的文论话语融汇了中、西、印等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内容。张文江说“印、西、中乃至文、史、哲相互关涉，乃《管》书之象也。”有人看到《管锥编》以中国古代十部典籍为线索，《谈艺录》以中国古诗为对象，就认为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属于传统国学，援引异域资源只是旁及，只是为了对比和印证，甚至有人视之为搜奇猎巧。比如尽管钱锺书“诠释循环”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有明显关系，有人却认为它们之间只是“不谋而合”、“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有人认为《管锥编》类同于《日知录》，不同之处在于援引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对于此类卫护国故之举，钱锺书曾经论及： 　　“桓谭《桓子新论·言体》第四：‘王翁之残死人，观人五藏，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按即指《汉书·王莽传》中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大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一竹筳导其脉，知所始终，言可以治病’。莽既为人唾骂，刳尸亦成口实。世事如车轮转，清末西学东来，医理有解剖之科，于是抱残守缺之士，欲‘不使外国之学胜于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于古人’，时复称道莽之此举，‘残酷’下策一变而为格致先鞭焉。如王闓运《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八日引《汉书》而论之曰：‘此英吉利剖视人之法’；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五年八月九日曰：‘近日中国多信西医，记新莽时云云，此则西医之权舆。’” 　　钱锺书最后评论说：“夫所恶于‘西法’、‘西人政教’者，意在攘夷也；既以其本出于我，则用夏变夷，原是吾家旧物，不当复恶之矣，而或犹憎弃之自若焉。……卫护国故而恐邦人之见异或迁也，亦援外以入于中，一若反求诸己而不必乞邻者。” 　　很显然，钱锺书对这种为“不使外国之学胜于中国”而“反求诸己不必乞邻”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自己在研究和著述时则抱有一种世界眼光，对于异域资源与本土资源平等看待，只有对问题和答案之是否新颖、深刻、精妙的关注与考量，没有对它出于何种地域、语言、种族的分别与拈择。他在谈到《谈艺录》的写作时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蓋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虽然《管锥编》《谈艺录》选择以中国古代诗歌和传统典籍为对象，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钱锺书所做工作就是国学研究。杨绛说：“钱锺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钱锺书留下大量读书笔记，经杨绛反复整理，分为三类：一类是外文笔记，共178册三万四千多页，第二类是中文笔记，数量与外文笔记不相上下，第三类是日札即读书心得，“日札基本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文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可见，钱锺书学术研究从学科分类而言属于外国文学，而他对中国与异域的学术下过同样深的功夫。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有大半内容是关于域外学术的读书笔记，《七缀集》、《钱锺书英文文集》中主要是关于外国文学以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些暂且不论，仅就《管锥编》而言，其中引述了一千多种异域典籍，除了外国文学名家名著，还广泛深入地论及不同学科的多方面内容，如黑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昆体良的修辞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等著名理论都被反复引证论述，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就有关于梦的解析、口误、蛇象男根、压抑欲望导致疾病、“心理之补偿反应”、造艺之幻想、“不亵不笑”、“人处绝境每遁入狂易”、情感心思之“正反相合”、“描述心理唯出拟比，然必时时更易之”等多方面内容。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早于西方文化，深广程度也毫不逊色，更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独具特色的禅宗。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印度佛学比之论及西学更加频繁，很多时候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连类并举，相互比较，存同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