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仁生”海外拓荒史.docVIP

“余仁生”海外拓荒史 　　余仁生是活跃于粤港及东南亚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中药店，为华南及东南亚著名的老商号，历史跨越130年。在海外华人之中，它与“北京同仁堂”及“东方红”鼎足而立，商业网络非常广泛。余氏的创业经历正好记录了19、20世纪之交，华人移民在东南亚落地生根、创业垦荒的历史，反映出华商在马来半岛开发历史上所扮演的“中介人”角色，见证了华商的经营圈如何跨进了马来半岛这个舞台。 　　南下马来亚 　　据余氏族谱称，余氏祖籍江西，至十六代的余鹤松才南迁至佛山，余鹤松乃江西一位“地师”（风水师），以堪舆为业，广植人脉。余鹤松经营的人脉正好协助其子余广培到南洋创业。1876年中秋后，余广培经父亲引线，向友人集得旅费，偕同妻子梁亚有（1855—1927）、弟弟余广晋途经香港，南下槟城。 　　抵达槟榔屿不久，余广培一行三人寄居在友人的“和源”布服店内，翌年成为“和源”的合伙人。由于槟城的布店众多，图利不易，余广培遂转与妻弟开办一家西式面包店，但由于面粉价格急升，经营亏本，后来更因“和源”合伙人闹出纠纷，“和源”易名“和泰”，余氏被迫退股，更连累旗下面包店因他声誉受损，债主临门，最终被迫倒闭，亏本约1550元。在当时，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经济逆境中，经友人引线，1879年余广培南迁到新加坡，寄居在一家叫“裕生”杂货店内工作，“每月工艮〔银〕均有十元”。在“裕生”杂货店工作期间，余氏除打点店内杂务外，还负责往来槟城和新加坡之间，为杂货店收取货款，加上向店东贷来货品，沿途售卖，手上也渐积累起资财。 　　这些取道不毛之地的收款之旅，也开阔了余广培的眼界，令他亲访不少马来半岛上刚开发的边陲地，有助余氏日后迁入刚开发的霹雳省，开创其“饷码”（包收税款，Tax Farming）、采锡（Tin Mining）和杂货业务。 　　经营“饷码” 　　1882年，余广培的事业历经了一番巨变，余广培开始经营“饷码”。 　　在18、19世纪之交，随殖民势力扩张，全球各大洲的物种加速了混种交流。例如，英人从巴西引入橡树，移植到马来半岛上，随着新式橡胶种植和开采技术的出现，透过华人园主大力开拓橡胶种植业，令马来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橡胶出口地。随英国的单车制造业、美国汽车工业冒起，更营造出庞大的车胎市场，加上全球工业化潮流，令汽车、罐头、轮胎等制造业跃起，马来地区出产的锡产和橡胶成了各国争逐的商品。这也吸引了英法势力插足东南亚，争夺土地和资源。 　　当时的霹雳省是马来半岛上马来人和缅甸国的缓冲区，锡产丰富兼具战略地利，为兵家和商旅必争之地，加上当时马来人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治真空的形势，更引来英国和法国争逐，各自把势力伸展进马来半岛上。英人为防患马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让缅甸和法国势力从中获利，遂决定捷足先登，把英国殖民势力由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些沿海据点，向马来半岛内陆大举扩张。但开发之初，英人还未能巩固统治，为便利英国政府采锡和收税，遂推出“饷码”投标这一一石二鸟的计策：一方面，把收税的专利权（如赌饷、酒饷、烟饷、当押饷、猪肉税）招标竞投，中标者同时享有税田上开采锡矿的专利权，这正好鼓励“饷码”商人大量引入华工，开发边缘地区。另一方面，英人坐收税饷和锡米供应之余，也可移民实边，稳握政权。 　　1882年，余氏在代雇主远行收款路上，看见一张“红毛政府”（指英殖民政府）公告，英人行将在霹雳省进行投标，把赌饷、酒饷及典当税三项专利权招商承办，价高者得，成功投得“税田”者，按标书所订，向英人缴付一笔固定税款后，即可专享“税田”上的三年收税权，赚取税饷差价。他见有利可图，遂向友人和雇主集资，用“裕生号余广”为登记名号，成功投得在霹雳埠务边（Gopeng）一区的税田，担任管理一职。 　　在当时英人心目中，华人正好是马来半岛上极佳的“饷码”经营者，相对于马来土著，华商具备以下的优点：首先，华人侨民的血缘、乡缘、业缘网络广布，组织能力较强大，筹集资金和人力的网络可以轻易跨越疆界，有助“饷码”经营；其次，华人侨民的经营知识丰富，如以脚搭水车辅助水淘法，尽用地利开采锡矿等；再者，华人侨民正好可助英人一臂之力，达到开采锡矿，移民拓边的目的。在这新形势下，不少经营“饷码”发迹的华商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地产、橡胶、采矿业），这也令华商社群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即使“饷码”之法被英殖民政府取消后，华商社群仍能保存其经济势力。 　　在投得“饷码”专利之初，余氏便告诉父亲：假若“祖宗有灵，将来三年期满，或可获数仟之资”，但1882至1884年间，他却多次透露旗下的“饷码”经营困难重重——他投得的税田“锡米”收获甚少，加上连年火灾，经营甚困，到1884年才发现了矿床主脉，可惜却遇上锡价下跌，盈利微薄。虽然“锡米”利润甚浅，但余广培又称税田上的主要利润，既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