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欺诈侵财行为定性.docVIP

诉讼欺诈侵财行为定性 　　诉讼欺诈又称恶意诉讼、诉讼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方法，骗取人民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占有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诉讼欺诈行为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为人自己伪造有关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明如借据、还款协议、债务担保协议等，并以此作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害人履行“债务”；还有一种是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错误或者失误，以被害人已经履行完毕但没有索回或销毁的债务文书为凭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诉讼欺诈侵财行为侵犯双重法益，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同时也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现行刑法对诉讼欺诈没有明确的规定，给司法机关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带来较大的困难。本文主要探讨民事诉讼中以侵犯财产权为目的的诉讼欺诈在刑法中的定性问题。 　　一、诉讼欺诈定性之争 　　（一）国外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争 　　德、日等国的刑法并没有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是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审判实践均认为诉讼欺诈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故成立诈骗罪。主张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法官完全可能成为处分财产的受骗人。因为即使采取形式真实主义，法官仍应根据事实做出判决。法官得知当事人的虚假主张后，也有做出正确判决的相应途径。所以，法官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虚假证据做出错误判决，显然是受欺骗的结果，故不可否认其为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第二，财产处分人不是败诉方，而是受欺骗的法院或法官。如平野龙一指出：在这种场合，法院是被欺骗者，同时也是交付者，而且法院具有使被告将财物交付给原告的权限，因此成立诈骗罪。反对者认为，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主要理由是：第一，民事诉讼采取的是形式真实主义，而不问法院是否陷于错误。很多时候法官明知行为人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也不得不做出有利于行为人的判决。诉讼欺诈中，行为人是在利用民事诉讼制度，法院不存在被欺骗的情况。第二，在诉讼欺诈中，作为被害人的败诉方绝大多数时候对行为人提出的虚假证据心知肚明。其在法院误判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服从判决，向胜诉方提供财物或财产上的利益，这不是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如果被害人不服从法院的裁判，法院予以强制执行，这更不能说是诈骗罪中的基于自己意思交付财物的行为。 　　就目前已对诉讼欺诈作出规定的意大利、新加坡这两个国家而言，将诉讼欺诈定性为妨害司法罪。意大利刑法第374条规定：“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以欺骗正在进行调查或司法实验的法官为目的，有意改变有关地点、物品或人身的状况的，或者鉴定人在进行鉴定时做出上述改变的，如果行为不被特别的法律条款规定为犯罪，处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如果行为是在刑事诉讼中或者在刑事诉讼前实施的，适用同样的规定。”该条所规定的罪名是诉讼欺诈，是侵犯司法管理罪之一种。新加坡刑法第208条规定：“欺诈性地引起或承受一项反对其由任何人提起的诉讼的法令或命令的通过，该法令或命令为了对于起诉者而言取得不恰当的数额，或者大于该起诉者应得的数额，或者给予无资格获得财产的人以任何财产或由此而产生的利息；或者是引起或承受一项反对其已经履行的法令或命令被执行或对已经被履行的任何事情再被执行的，处可长至2年的有期徒刑，或处罚金，或两罚并处”。该条所规定的罪名是“采用欺骗手段接受非应得数额的判决”，是“伪证及破坏公正司法罪”的一种。 　　（二）国内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争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可谓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在于诉讼诈骗的行为与客体都不符合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况且诉讼诈骗行为虽然危害程度不亚于诈骗犯罪，但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并不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由于没有相应条款加以刑事处罚，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按照无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成立诈骗罪。诉讼欺诈是一种典型的“三角欺诈”，在诉讼诈骗中，法院的法官是被骗人，而不是被害人；但法院的法官具有作出财产处分的权力，因而是财产处分人。第三种观点认为成立敲诈勒索罪。诉讼欺诈是要借助法院的判决的强制力迫使被告交付财物，而不是骗取被告的财物。第四种观点认为不成立诈骗罪，但如果其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以相应犯罪论处。 　　二、诉讼欺诈的定性分析 　　针对以上观点和理论分歧，笔者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无罪说当然不成立。正义是法的首要价值，诉讼欺诈行为干扰了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并使他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一味以对此类行为定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由主张一概作无罪处理，不仅使法的正义价值得不到体现，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曲解。因为诉讼欺诈行为中的具有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