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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方博弈理论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策略研究 　　【摘 要】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线，如何提升公信力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当前面临的难题。本文从非营利组织及其公信力的概念入手，应用PEST分析法深入分析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并建立政府监管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三方博弈模型，对博弈结果进行因素分析；最后提出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信力；三方博弈；政府监管；社会公民 　　1.非营利组织及其公信力的内涵 　　非营利组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发展及成熟，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都致力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管理，它不光为社会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满足了社会多元化的需要，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非营利组织，简称NPO（Nonprofir Organization），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自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它能兼顾公平与效率，能有力地弥补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先天不足。公信力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与公民社会领域中以组织形态存在的行动者（公共机构）及具有“公共性”的抽象存在物（主要包括语言、制度、权利、货币、真理等）因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得出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概念，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又称公信度）是社会、被服务对象、政府、第三方专业机构及捐赠方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是非营利组织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所在。我国非营利组织起步晚、制度不健全、社会基础薄弱，再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建设尤其困难。自2008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发生的“天价帐篷”、“郭美美事件”以及一些基金和募捐的欺诈案件，这一系列的事件严重损坏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形象，陷入了信任危机，致使其公信力严重缺失。 　　2.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博弈分析 　　2.1 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的三方博弈模型 　　非营利组织提升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广大公民等不同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利益配置的博弈活动，提升公信力不仅是非营利组织的意愿，也是政府监管部门为了发展本国“第三部门”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更是社会上的广大公众实现稳定、和谐、服务型社会的美好意愿。在提升公信力的过程中，这三方主体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把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划归为政府监管部门这一群体；把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各个基金会等等，除了社会公民或政府部门以外所有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这一群体；最后将社会公民归为另一个群体。 　　2.2 三方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政府监管部门、非营利组织、社会公民三方主体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行为主体的感知认识能力有限，它包括行为主体在获取、储存、追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因此完全理性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假设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选择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两种行为策略，设在监管部门机构群体中，选择严格监管策略的比例为，则选择不严格监管策略的比例为；非营利组织可以就其公信力问题选择提升和不提升两种行为策略，设非营利组织群体中，选择提升公信力的比例为，则选择不提升的比例为；社会公民可以选择信任和不信任非营利组织两种策略，设社会公民这一群体中，选择信任的比例为，则选择不信任的比例为。 　　假设3：假设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的正常收益分别为，利用双方的提升和信任策略而获得的收益分别为，若只有一方群体选择提升（或信任）策略，而另一方群体选择不信任（或不提升）策略，则获得的收益为；提升和信任策略得到政府财政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分别为，在采取提升和信任策略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分别为，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若选择不提升和不信任的策略，在政府监管条件下，获得的惩罚分别为；监管部门因非营利组织、社会公民两个群体选择提升和信任策略而提高社会整体效益所获得的收益为，若只有一方群体选择提升（或信任）策略，而另一方群体选择不信任（或不提升）策略，则获得的收益为；政府监管部门选择严格监管策略所付出成本为。 　　3.3 政府监管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三方的收益矩阵 　　3.博弈参与者策略选择分析 　　3.1 在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条件下，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的策略选择分析 　　政府监管部门是一个国家法律宪法是否准确实施的有力监督者，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民比较缺乏自律意识和提升公信力的主动性，因此严格的监管条件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过程中，监管部门需要选择严格监管策略，通过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来规范、鼓励非营利组织、社会公民等行为主体参与进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