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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道德基础 　　摘 要：“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多次强调的中国企业国际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这一战略。“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面临着国际社会对企业人权责任问题日益重视的现实环境。在东道国尊重人权并不充分的前提下，“走出去”企业基于人的普遍尊严的要求，应当尊重受到自己投资经营行为影响的东道国人们的人权；同时，“走出去”企业对于人权的尊重，因为减少了可能的抵制和批评，也会给企业带来功利主义的收益。 　　关键词：人权；“走出去”企业；人的尊严；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033-04 　　一、问题及其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是党在新时期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和江泽民同志的“走出去”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这一认识，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的当代国际社会中，企业为了发展壮大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员、原材料、市场之优化配置的国际现实。实现了全球经营的“走出去”企业，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对东道国的人权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是否尊重东道国员工的合理薪酬权，是否尊重东道国员工的合理休息权，是否尊重东道国社区人民的环境权等。① 事实上，包括要求企业承担人权责任问题在内的西方人权话语体系，因为干涉别国的主权与内政而广受诟病，但是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下，该话语在道德上的号召力使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不对其予以重视。在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人权问题上，中国的“走出去”企业，受制于西方国家多年经营国际投资所形成的现有格局和国内资源能源短缺的现状，在非洲、中亚等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有大量的投资。投资指向的这些国家，原本人权问题就比较受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走出去”企业将国内的企业经营思维带到这些国家之后，其“国际拆迁”等措施，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给当地人权带来的问题的关注，批评中国的投资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人权困境。似乎是为这些批评做注脚，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生了多起NGO组织和当地民众以人权为借口抵制中国“走出去”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案例，甚至袭击驻外中资人员，比如缅甸密松水坝项目，就因为民众的抗议而迫使缅甸政府搁浅该项目。 　　因此，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因自身人权责任意识的不足或故意弱化在东道国的人权责任而陆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来自NGO组织、社区居民、国际社会期待“走出去”企业以负责的态度进行生产经营的压力，极大地影响了“走出去”企业的发展及其在东道国的形象，进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形象，没有跨国公司愿意被公开曝出自己参与了违反人权的事件 [1]。但是，在传统国际法仍然坚持民族国家是人权保护的主要主体，并且没有现实的国际规制和有强有力的国内制度去强制企业尊重人权的情况下，“走出去”企业承担尊重人权之责任的理由又在哪里呢？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在缺少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企业人权责任规制机制的情况下，鼓励“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减少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遭遇到的人权阻力，改善企业的投资经营形象和企业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减少企业的损失。 　　二、东道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不足 　　在传统国际法上，不管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对人权责任主体的主要的关注点都是国家，国家之外的实体很少进入关注者的视野。如果国家是人的尊严的唯一威胁，或者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效地约束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那么单独由国家承担人权责任是可以的。但是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带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导致在国家之外成长了一批包括企业在内的强有力的实体。这些实体的出现导致在一个单独由国家承担人权责任的国际人权保护体系里保护人权显然已经不充分了。面对力量强大的企业实体，一些不发达的东道国为了经济增长，既缺乏实力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控制他们，甚至有一些东道国出于某种狭隘的目的可能会借助企业的力量去侵犯人权，或者纵容企业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从中获得好处，也即与公司合谋。 　　在现代国际事务中，力量强大的“走出去”企业可以像政府一样对个体施加权力的发展趋势，是东道国承担人权责任之所以不充分的最基本的原因。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注意到“走出去”企业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东道国的部分公民，对他们的幸福与尊严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不过人们可能会问，“走出去”企业对雇员行使的影响一直都客观存在的，并且有政府框架之下的相应的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权，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强调在国家人权责任之外将“走出去”企业作为承担尊重人权责任的主体？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发展的渴求导致东道国政府没有动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