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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形成与演进 　　作者简介： 　　庞明川（1963-），男，四川西充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公共政策与对外投资等方面的研究。Email：pmc 2004 @ vipsinacom 　　摘要：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先后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等多种模式。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强政府—弱市场”的独特模式，既明显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也不同于同属于转轨国家的俄罗斯“弱政府—弱市场”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也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与体制的完善，其形成有着植根于中国特点的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合理逻辑。在体制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目标是构建“强政府—强市场”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强化和规范政府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转轨经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强政府—强市场”模式 　　中图分类号：F15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言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在经济理论界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如果从诞生于15世纪的早期重商主义开始算起，迄今已逾五个多世纪了；如果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开始算起，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70年代发生的“滞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引发了理论界与政府决策部门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争论和反思。传统的争论包括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即“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View）和“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 State View）以及在反思中东欧经济转轨经验和“东亚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增进论”（Market-Enhancing View）。其中，“市场亲善论”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过度强调政府从经济与社会中的激进退出，忽视政府的作用，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将自发地产生；而“国家推动发展论”则认为改革是一个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在内的全面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改革的过程应是渐进式的。政府干预经济是必须的，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政府应当通过一定的行政干预来弥补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由此可见，这两种观点把市场和政府分别作为理想的、优于另一方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一方出现失灵时，不合逻辑地假定另一方即是弥补该失灵和缺陷的合理选择，认为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超越二元论的“市场增进论”虽然强调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但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这种观点实质上跳出了传统的“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思维模式，认为市场失灵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市场力量，而政府的职能只是促进这一市场力量的培育和正常发挥[1]。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对危机原因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政府或市场二分法的观点逐渐被政府与市场二者相互作用动态演进的观点所取代。 　　对于经济体制相对成熟的经济体来说，其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一般体现在：在经济运行正常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当危机来临时适当的政府干预就成为政策的不二选择。对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经济体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说，情况就复杂得多，争议也更多。多数学者认为，既然已确立市场体制，就应该仿效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有学者认为，转轨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的作用应该主导经济的各个方面。而对于中国这一特殊的转轨经济体而言，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远比一般的转轨国家更为复杂，理论分歧更趋激烈。其中，主要的分歧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在于市场化不足，国有经济垄断，政府干预过多，因此，应当继续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进一步加快非国有化进程，并逐步引入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为自由市场的作用奠定政治和法律基础；二是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泛市场化，在改革的方向上存在着过分迷信和依赖市场的问题，因此，应当强化政府职能和政府调节，加强国有经济作用，纠正过分市场化倾向[2]。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抉择之时，如何客观审视和重新调整中国这一转轨经济体特殊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不仅关系到对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评价，而且直接关系到现阶段所面临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