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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中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分析 　　【摘要】随着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刑事和解制度被立法赋予新的意义。但是随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诸多问题也显现出来，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是在刑事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的宪法性权利的实现造成影响，面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的宪法性权利实现的风险，检察机关又该如何积极的应对。 　　【关键词】 刑事和解，检察机关，角色定位 　　一、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 其一，仅仅适用于公诉案件; 其二，适用于三年以下故意犯罪的轻罪案件; 且这类轻罪案件仅仅因民间纠纷而引起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罪名的犯罪行为; 其三，如果是过失犯罪，除却渎职犯罪外的可能判处7 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案件; 其四，反向限制。上述入围的刑事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 年内曾经故意犯罪则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其次，刑事和解程序启动主体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有谁启动该程序，但根据第278、279 条的整体意义，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并没有如有些法学者所设想的根据不同案件或者相关标准采取不同的程序启动，而是将程序启动权赋予不同阶段的各个权力机关，即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程序启动权。 　　再次，刑事和解程序的运行，包括程序的启动；其二，和解协议；其三，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或者检察院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抑或法院在判决中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以最后终结该刑事案件。 　　二．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法律规定可以知道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监督者及调解者的角色。那么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中的检察机关以监督者及调解者的角色并行来推进刑事和解程序的进行，是否最有效，是否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宪法性权利及案件结果的影响。 　　（一）在刑事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是否能同时扮演???督者与调解者的角色？在刑事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首先要保障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即自愿性贯穿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始终。但是在我国司法体制中，检察机关已然已经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如此检察机关监督者与调解者身份的冲突可能导致检察机关无视法律规定，滥用自由裁量权扩大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检察机关的‘公权力’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决定作出产生影响，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可能会导致双方当事人不能充分表达意愿，造成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且容易造成公权力的滥用。 　　（二）在刑事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是否能有效推进整个程序的有效运行及维护公平正义？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模式中公权力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占据主导型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要保持中立性的地位，就必然要慎重运用司法裁量权。在英美法系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给了司法的独立性足够的成长空间，而且其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人文思想根深蒂固的植根于人民的心中，因而公民在诉讼活动中的宪法性权利如“自愿性”“平等性”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在这些国家的诉讼模式中，立法所强调与推崇的诉讼活动中的控辩平等也得到很好的体现。相对而言，中国的司法权在部分情况下几乎是附属于行政权，造成司法权中公权力被无限放大，而司法活动中的诉讼参与者的宪法性权利无形中被弱化。原本诉讼活动中地位平等的双方却很难站在一个对等的平台上去对抗，如此刑事和解制度中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宪法性权利在检察机关的公权力面前并不是与之对等的。因此在刑事和解程序中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才能使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权利的实现及案件最后的结果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探析 　　检察机关如果同时扮演调解者与监督者的角色，那么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其对司法裁量权运用的监督无疑会大打折扣，影响公平正义的实现。首先依我国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其本身的私力性决定了在现实的推行中难免受到参与主体的不法操作，检察机关的监督便成为了保障刑事和解公平、公正和有效运行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此时检察机关既要运用公权力去推动刑事和解程序的运行，又要监督自身对司法裁量权的运用，如此就需要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高度的自律以及醇熟的运用司法裁量权才能够保证刑事和解程序公正、高速、有效的运行。诚然，这些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并不现实。因而检察机关既是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调解者又是监督者显然并不合理。 　　检察机关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不成熟。检察机关在我国诉讼体制中一直是追诉者与监督者的身份，在中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公诉机关一直占有强有力的地位和绝对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