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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温情裁判文书情理说理 　　【摘要】 　　裁判文书的情理说理是指在对裁判文书阐明的认定事实和适用的理由及结果说理时，其所依据的情理应符合社会生活常识、常理和常情。在当今我国注重司法公信力的语境下，运用常识、常理、常情的情理说理，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在情理说理的实践中，应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高法官的司法智慧，同时要把握情理说理进入司法的限度。 　　【关键词】 　　情理说理；彭宇案；社会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2007年1月4日，南京市居民徐女士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在等待公车时被下车的被告彭宇撞到，导致人身和财产损失，故要求被告赔偿13.6万余元。而被告则辩称并没有撞到原告，而是出于好心相扶。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撞了原告，但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无过错，故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故判定由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即4.5万余元。 　　案例二：2005年清华大学晏教授13岁的女儿在公交车上与女售票员朱某发生口角，后被朱某掐倒在地，经抢救无效身亡。2006年，朱某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缓。2007年11月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精神损害赔偿30万元，加上其余项目45万元赔偿，失去女儿的教授共获赔75万元。 　　尽管在事实与真相面前，案例一中的彭宇承认确实与原告发生了碰撞，但是，纵观当时的舆论报道，“媒体和社会反应最为强烈的是，法官依据‘常理’对被告彭宇撞人事实的认定”，但“人们似乎在心理上不能认同该案主审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最终也就导致了对其判决结果正当性的质疑。”而案例二中，法官“打破以往判决书的模式，把对受害者的关注与同情写进判决书”，“而被媒体称为最具有人情味的判决书”。基于媒体与社会的反应，笔者认为，不同结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裁判文书中情理说理的影响。社会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认识乃至其所关注的司法公正，都离不开裁判文书中情理说理的“导向”。对裁判文书中情理说理的再认识及对其实践的几点思考，乃笔者之意旨所在。 　　二、情理说理再认识：常识、常理、常情之正确???用 　　陈忠林教授谈到对法律的理解时，认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绝不应该对其做出根本背离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法律解释时也须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因此，本文所指称的裁判文书的情理说理是指在对裁判文书阐明的认定事实和适用的理由及结果说理时，其所依据的情理应符合社会生活常识、常理和常情。正如波斯纳所言，要“以合乎情理作为司法的指南”，“法官最好是将他们的工作理解为：在每一案件中努力获得特定境况中最合乎情理的结果。” 　　基于此，常识、常理、常情在裁判文书的充分运用，才能凸显情理说理的柔顺剂作用。常识，是指社会成员共有的经验。常识有较强的客观性，并不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获得，日常生产、生活经验、习得的知识和通过正常逻辑推理获得的知识都可以为不同个体提供常识。常理，是指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一般道理。常理在有些情况下与常识有重叠，但是常理强调的是道理，而常识强调的是事实。法官断案不仅要讲求法理，同样还要兼顾常理。当然，这种常理，不是个别人主张的常理，而是特定时空下多数人能够认识到的“常理”。并且，这种常理的标准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而是一个中度的标准。常情，是指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规律及基本情况。“常”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高概率，即某事件所体现的概率性高或者所引起的常见后果。如看见满天乌云猜测降雨是一种常情。常识、常理、常情与法律适用密切相关，常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对事实认定的推理当中。 　　然而，是否有效发挥常识、常理、常情在裁判文书中说理的效果，取决于在进行情理推理过程中是否能够准确把握这三者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念。正如上文的分析，案例一所体现在一审判决书中的情理说理就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例如，“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其常识就是见义勇为就要抓住加害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其常理便是陌生人之间不会贸然借款。“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其常情就是撞伤人后先行垫付款项是几率最高的做法。情理说理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法官在分析问题时带有了主观偏见，不能结合具体的环境与不相信公众的道德基础，从而偏离了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念。见义勇为也可以把受伤之人送往医院，陌生人间基于道德以及情况的特殊也可以借款，先行垫付款项不一定是过错在先。 　　三、情理说理的社会效果：彰显司法公信力之应然要求 　　为了实现法律秩序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法律的合法性主张，法庭判决必须同时满足判决的自洽性和合理的可接受性这两个条件。哈贝马斯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