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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邓丽君肖像权争吵 　　法学界有观点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但是，死者的某些人身利益（“人身法益”）继续存在，法律应予保护 　　今年的演艺界，无论如何也绕不过“邓丽君60诞辰”这一话题，唱片公司对其过往歌曲进行再版、出版社对其传记翻新，再加上群星闪耀的“邓丽君60诞辰演唱会”，无不说明1995年就已去世的邓丽君在国内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8月30日，一场与邓丽君相关的诉讼案件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庭。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将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时代”）告上法庭，称其于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以邓丽君冠名的演唱会，以及悬挂其大幅照片的行为，侵犯了邓丽君的姓名权和肖像权。 　　邓长富当日没有出庭，他的代理律师孙茂成表示：“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和邓丽君相关的活动势必很多，我们希望这场诉讼能起到警示作用，制止非法使用邓丽君姓名和肖像进行牟利的活动，保护文化市场的有序运行。” 　　“四小邓丽君”演唱会惹官司 　　2月13日，天利时代组织策划的“四小邓丽君——梦幻丽影宝岛情歌演唱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北京展览馆发售了了有限票券2580张，均价为500元。 　　在演唱会前期宣传过程中，天利时代介绍了“四小邓丽君”的身份。不过，在天利时代张贴的海报上，出现的却并不是这四位女歌手，而是邓丽君为人熟知的《爱像一首歌》等专辑的封面照片。这些海报用在了地铁海报、销售广告、灯箱广告灯等众多商业广告的位置。 　　这一情况，引起了邓丽君三哥邓长富的注意。邓丽君本人没有配偶和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均离世。按法律规定，与邓丽君最亲的邓长富兄弟可以对邓丽君的身后权益提出法律主张。 　　在平时，相关个人及组织若要使用邓丽君的肖像，会跟邓长富联系，由邓长富进行授权。邓长富回忆，他仅授权过财团法人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和同一首歌传媒集团，以及一些单场次的演唱会，天利时代作并没有得到邓长富的授权，也从未就此次演唱会向邓长富提出授权申请。 　　于是，邓长富对邓丽君的姓名权、肖像权受到侵害向天利时代和北京展览馆提起诉讼，邓丽君的另外一个哥哥已经声明，对此案不会另行起诉。 　　开庭前，邓长富对媒体公布了该案的经过，并公布了相关的起诉事宜。邓长富说，仅2011年，在中国大陆以邓丽君名义办的演唱会就有80场，2012年差不多有70多场。宣传时、演唱会上所用的邓丽君照片、演唱会里播放的邓丽君视频，未经邓长富兄弟的授权，都是侵权行为。 　　邓长富认为，他们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容忍，他选择在2013年对邓丽君而言十分特殊的年份，打响了保卫邓丽君姓名权、肖像权的第一枪。邓长富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天利时代和北京展览馆在《法制日报》非中缝位置和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著名门户网站首页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维权合理支出人民币1万元，并由被告支付所有诉讼费用。 　　被告意见：人身不在，权利不存 　　在庭审中，被告天利公司对演唱会的事实部分表示认可，但对自己侵犯邓丽君的姓名权、肖像权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展览馆认为，自己和天利时代是一种委托关系，北京展览馆只是为天利时代的演出提供场地，产生的后果应由委托方承担。“在演出前，我们看到了西城文化委员会对这次演出的确认函，按照北京展览馆的规定，只要有确认函确认演出的真实性，我们就可以租赁场地给天利时代。而且在演出前，我们同样出具了一份说明，天利时代承诺场地租赁外其他一切责任与场地无关。因此，侵权方是天利时代，与北京展览馆无关。”北京展览馆发言人表示。 　　天利时代则第一时间辩解：“关于授权问题，我们想交钱，不知交给谁。”在宣传过程中，天利时代表示接到了同一首歌传媒集团的电话，称悬挂在地铁里的邓丽君海报涉嫌侵权。“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撤掉就可以了，不用赔偿。” 　　对此，孙茂成辩驳，作为共同举办方，北京展览馆的单方承诺具有相对性，应先与天利时代共同承担侵权的绝对责任后，再与天利时代协商责任分配。而天利时代在得知已构成侵权后，依然保留票务广告和灯箱广告，更有违法的故意。 　　最后，天利时代和北京展览馆终于抛出杀手锏，称：姓名权和肖像权属于人格权，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只在公民生前享有，随着公民的去世而消失。因此，“邓丽君”作为没有主体的姓名和肖像，并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 　　漫长的逝者人格权争议 　　依照我国民法法理，姓名权和肖像权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且人格权属于专属权，只能由权利人本人享有，不可转让，不得放弃和继承。 　　不过，现实生活中，名人死后，其姓名与肖像作为无形财产，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邓丽君的名字和肖像作为无形财产，的确能够转化为有形的财产利益。 　　早在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