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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岛时代核电公众接受度分析 　　摘要：核电一度被誉为最具可行性的低碳能源，然而日本的福岛核事故，让全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核恐慌。由于公众接受度的下降，直接减缓了全世界核电发展的步伐。 由此可见核电的公众接受度对核电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首先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诊断影响因素，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核电；公众；接受度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紧急出台“国四条”进行全面整顿，随着《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颁布，我国核电“重启”之路正式启程。曾任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的中国核学会秘书长傅满昌认为：“只有公众了解核能、支持核能，中国的核能事业的发展才能真正畅通无阻。” 　　一、基于理论层面的公众接受度研究 　　公众接受度即公众认同的程度，核电的公众接受度就是指公众对发展核电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核电的认同程度。公众风险评价对公众接受度影响很大，也是公众接受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Carnegie Mellon大学的社会学教授Baruch Fischhoff 通过将美国近20年公众风险沟通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伴随着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提高，风险沟通由单向的说服教育发展为情感交流和双向沟通，并最终把公众当成技术发展的合作伙伴。可见技术发展与公众接受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适应的过程。 　　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观点：社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撑，技术的发展受到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见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影响到公众接受度。核电公众接受度变化过程就是核电技术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一方面核电的运行实践对公众接受度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公众接受度又反过来影响核电的发展。 　　世界观理论于1982年提出，经过美国社会学家M.Douglas、A.Wildavsky的完善，认知论告诉大家：人们往往根据经验来评价新事物，而世界观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特征，因此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核电的评价，世界观理论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分析，世界观对公众接受度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E.Peters和P.Slovic在全美范围内，对各个种族、不同性别的1200人做了一次调查，??计显示不同世界观对公众接受性影响很大。继世界观理论之后，学者深入研究提出多因素观点理论，例如Alhakami等专家对财富、权力、年龄、印象、性别等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朱文斌工程师认为核电的特殊性、可控制性、信息获取途径、信任度、透明程度对公众接受度影响很大，同时公众的自身情况如：学历、收入、价值观、背景、性别、职业等因素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公众对核电的态度。学者们广泛研究各种影响因素，认为其中四点最为重要：熟悉性、可参与性、可控制性和信任度。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到公众接受度，但这些因素基本上可用“四因素理论”展开解释。 　　其次是原因分析，Johnr.parkins调查发现公众很欢迎核电的低碳性，核电接受度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由于公众获取信息不完全和不理性所致，公众的“谈核色变”与核电的致命性、未知性、控制性有关。最后是改进措施，A.adamantiades通过对各国的核电公众接受度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要想提高公众的接受度，除了核电能够解决CO2排发和确保能源供应以外，必须解决四大问题，即：安全性、扩散性、废弃物处理、成本。周涛、段军强调核电发展一定要增加其透明性，筹建政府与企业协调的宣传机制，使核电发展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切实做到惠利于民。强调核电教育要从娃娃做起，科普宣传要深入社会，才可以增加公众接受度。此外，陈钊、孔吉宏两位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公众态度分为：认知态度、情感因素和意图因素三方面，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Adam corner对公众的“接受状态”进行深度研究，认为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相差很大，通过广泛调研和理论分析，将“接受状态”化分为三个层面：无条件接受状态、有条件的接受状态、勉强接受状态。 　　二、基于实践层面的公众接受度研究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对公众、核电企业进行调研，从而对公众接受度展开研究。陆玮结合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长期以来在公众接受性方面的实践，发现公众对核电关注度高、公众评价主观性和非理性、核电事故率低而影响大，并对影响核电公众接受性因素进行了诊断分析，发现熟悉性、可参与性、可控制度、信任度这四点至关重要，倡议核电发展一定要树立主动公关意识、多渠道广泛宣传，同时加强自身形象建设，建立危机预警管理系统。 陈钊、孔吉宏对广东省核电接受度展开研究，以深圳市为调研基地，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典型访问法进行实地调研，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自然辨证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众对核电认知程度非常低。余宁乐、李宁宁用问卷分析法对核电站周围公众的认知度进行调研，发现居民对核电的关注度曲线与其距离呈正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