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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技术省际环境管制成本研究 　　摘要：环境管制的成本问题一直是理论和现实中讨论的热点问题，由于传统的度量方法需要污染定价和治理成本等信息，所以环境管制成本的估计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展。而科学衡量管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是环境政策制定、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GDP核算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最近建立在考虑环境污染基础上的环境生产函数和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省际环境管制成本进行分析，不但揭示了环境管制成本存在与否及成本大小问题，而且还就方向性距离函数和环境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给出了相应经济学的解释。通过对比发现有环境规制情况下，依靠方向性距离函数估计的技术非效率项小于依靠环境生产函数估计的技术非效率项，多数省份都存在环境管制的成本，2009年全国的环境管制成本在两种情况下分别达到1.410 058万亿和0.062 103万亿。 　　关键词环境管制成本；环境生产函数；方向性距离函数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11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但是，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容乐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低质量、低效益、低就业、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增长模式[1]。环境污染导致的高污染治理成本，使转变增长模式的内部诉求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势所趋，促使中国提出了量化的碳减排指标[2]，那么控制碳减排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关系到成本问题，所以研究碳排放的成本大小，一个方面向世界证明履行承诺中国经济付出的代价，另一个方面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结构调整的现实依据。所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是否有负面影响以及这种负面影响的大小正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1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源于对美国当时生产率下降的解释，人们逐渐对环境管制政策进行了大量关注。很多理论认为环境管制政策导致企业将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的投入配置到污染治理活动中，当面临环境管制的时候，生产单位治理污染投入的成本应该包含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中；而传统的测度方法仅仅用期望产出或“好”产出的增长率减去所有投入的贡献，非期望产出或“坏”产出的下降并没有被考虑，所以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会使生产率增长出现高估[3]。在实证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们对环境管制下的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Sancho等[4]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Boyd等[5]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美国玻璃器皿行业的环境管制成本进行了估计，发现环境的管制成本是普遍存在的。Fre等[6]在考虑环境有规制和无规制下，应用环境生产函数和方向性距离函数两种方法，利用美国1995年的92家煤炭发电厂数据对环境管制的成本进行了估计，发现有些企业存在环境规制成本，有些企业不受规制的影响。同样，Domazlicky 和 Weber[7]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了环境管制所导致的“好”产出的损失指数，结论是环境管制成本在有些企业存在。 　　由于传统的环境管制成本度量方法需要污染定价和治理成本等信息，国内对环境管制成本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且应用的技术主要是回归技术。高鹏飞等[8]利用二次多项式模型拟合碳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并对未来碳减排的情景进行了模拟。黄德春和刘志彪[9]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王兵和王丽[10]以及叶祥松和彭良燕[11]应用Domazlicky和 Weber[7]构造的环境损失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各地区的管制成本，发现大多数省份存在环境管制的成本；陈诗一[2]同样用的也是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工业行业的管制成本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些行业存在管制成本，有些行业不存在，但总的环境管制成本很高。 　　从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利用环境生产函数和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环境管制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对中国环境管制成本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比较环境变量引入模型后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的未引入环境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很少有文献利用环境生产函数和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专门对中国二氧化碳的规制成本问题进行研究，而且在方向性向量的选择时候通常是以原有数据为基础，这使得不同省份间在估计成本时，可比性比较差；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引进能源投入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