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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超学科临界点突破 　　“身在江湖却每每心存魏阙”，这是李泽厚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极为复杂心态入木三分的描摹，儒家的入世进取与道家的出世退避形成了对立的互补，并且在知识分子的观念、情感与行为中带来了某种微妙的牵引，甚至演变成一对耐人寻味的矛盾。对于曾兼具社会公职与高校学者双重身份的孟建而言，他坦言深有同感。这位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工厂，从工厂到校园，从校园到机关，而后又从机关返回高校的辗转轨迹。他把自己经历过的坎坷磨难转化为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把激流勇退的人生抉择解释为从心所欲的学术自觉，把透彻深刻的洞鉴能力比喻为水到渠成的学术领悟，把创新求变的研究风格升华为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在谈及自己学术人生起点的时候，孟建仿佛是不假思索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开启，“在中国，即便到了现在，我始终相信教育改变命运”。 　　“教育改变命运” 　　1954年7月，孟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祖籍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孟建的父母是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过教育的领导干部，家中还有两位姐姐和两位哥哥。1966年，孟建完成了小学学业，而旋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却突然间改变了这位少年的命运。“1968年我作为‘黑崽子’随父母下放农村，当年毛泽东有一个‘五七指示’，要求干部去接受劳动改造，于是建了很多五七干校，我们当时去的是常州市办在江苏宜兴山区的五七干校。我印象很深，由于我那时才14岁，让在干校的伙房里干活，做给劳改的干部烧茶送水等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大麦茶都成为一种时髦的韩日饮品了，实际上当年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就是喝这种用熟透晒干的麦子炒出来冲泡的茶水。”孟建继续说道，“那是一个文化荒蛮的年代，我们家里五个兄弟姐妹，连最小的我都下农村了，哥哥姐姐们当然都没有逃过这场厄运。但是我的大姐对我影响很大，她是老大学生，她坚持主张要我不放弃学习，她说不受教育是不行的。” 　　1969年底，15岁的孟建回到常州，好不容易进了工厂（因为家中哥姐都当了知青，离开父母去了外地，孟建就算在政策之内可以考虑进工厂的人），成为一名电机厂的工人。由于父母受到冲击和审查，在工厂的8年间，孟建尝遍了各种最苦最累的工种。“记得刚进工厂时拿的是14块钱的学徒工资，因为要三班倒，我就花了13块9毛去买了个南京市场的紫金山牌闹钟。至今，这个闹钟还作为纪念留在家里，”孟建回忆道，“在工厂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受我大姐的影响，我总觉得要坚持学习。受毛泽东的‘721指示精神’鼓舞，那个年代的许多工厂都纷纷开办了类似于现在的职高或中技的业余学校，为单位培养技术人才。我报名参加了‘721大学’，那时候没有人重视学习，只要愿意就可以去，学校是很破的房子，但开课不久就几乎没人去了。但是我们那时的老师非常好，因为他们都受过苦，都知道知识的重要，说只要有人愿意听，就一直讲下去。就是那样学了一段时间后，正好高考来了。”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然而这项政策的落实却令孟建与家人陷入了纠结中。“我们那个年代进了工厂就像是到了天堂，所以父母劝我别折腾了，说他们受了这么多苦才看到我进了工厂，别人想进都进不了。但是我姐姐、哥哥都支持我参加高考。他们千方百计地找一些书给我看，让我总觉得应该继续求学。‘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还是特别重要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建成为1977年中国570万高考大军中的一员，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他坦言，“填师范的主要原因是家里没有钱，父母都落难了，经济状况很差，师范学院是不用交钱的。后来媒体报道了我们那届高考的名单和录取分数，我才知道原来我考取一流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我不敢报，志愿报了也没办法更改。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就这样我开始了大学生活。” 　　时至今日，再回忆起那段曲折的过往，孟建的言谈间依旧充盈着复杂的情感，“我实际上就是小学毕业，没上过中学，那时候肯定不知道还能恢复高考，不知道时代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唯一认准的理就是要读书、要有知识。我在工厂时接触过一些宣传活动，出黑板报、写文章，我姐姐觉得我文章写得不错，所以建议我选择中文专业。我通过姐姐给我找来的书自学，并且经常向工厂周围的高中生、大学生主动求教，再加上在‘721大学’参加短期培训打下的基础，最终考取了大学。但上了大学之后，我虽然知道会改变命运，可这个命运究竟会改变多少，自己心里并没有底，因为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崇尚知识的氛围。只是对我来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一个目标，那种心情肯定还是非常高兴的。” 　　“创新是我贯穿始终的追求” 　　带着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