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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拥堵“三化”成因与社会化治理路径 　　导读：城市交通拥堵由来已久，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寻求答案，包括：交通拥堵形成的背景、与交通相关的制度理念、政策设计、交通工具的消费、居民的出行习惯以及整个城市交通环境的营造等。应从制度、政策设计与观念等三个层面来把握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关键。包括：采用家用小汽车“供应短缺”的政策，倡导“自行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等强有力的措施。 　　关键词：城市交通 交通拥堵 治理路径 　　城市交通拥堵的出现由来已久，单纯依靠增加设施供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而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寻求答案，包括交通拥堵形成的背景、与交通相关的制度理念、政策设计、交通工具的消费、居民的出行习惯以及整个城市交通环境的营造，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 　　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在城市化、机动化以及国际化这些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一）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止2008年末，我国拥有6亿多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由于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人口增长超过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这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人口与社会活动的大规模集聚使得日常交通量大幅度上升，致使交通拥堵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 　　首先，城市化进程速度超快。按照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城市化率从30%到70%是加速发展期，这个过程西欧用了近180年，美国用了近100年，日本用了50年。而中国城镇化率1996年达到30%，目前已接近47%，每年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城市化率达到70%所需时间不超过40年，这将对中国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极高要求。 　　其次，城市化模式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跳跃式不均衡发展模式，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大城市是农村人口的主要吸纳地，大量农民工跳过原籍周边的中小城市（镇），跨省域长途跋涉向沿海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不仅如此，中小城市的人口也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十一五”期间，大城市人口年递增率达到3.5%，而中小城市人口则为负增长，中等城市年递增率竟达－9.0%。 　　第三，城市化的基础条件不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大城市在户籍制度、教育体制和资源、住房与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尚未为接纳“农民工大潮”做好准备，由此造成的“城市病”与西方国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交通问题上表现为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现代交通文明意识淡薄、交通运行管理与服务手段落后等。 　　在此城市化模式发展进程中，交通需求构成与时空分布特征更加畸形，供求关系更为复杂。首先是交通需求的空间聚集效应进一步强化。以近5年的交通发展数据为例，北京市中心城区就业岗位密度大幅攀升，高出中心城边缘地区1~2倍，“十一五”期间中心城区出行量占出行总量的比例上升了10%；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职住比例（居住人口:就业岗位）由1:0.8上升至1:1~1:2以上，进出中心城出行量增加了21%；广州市内环以内40km2的核心区聚集了主城区40%以上的出行量。 　　（二）机动化 　　近年来我国城市机动车辆的增速惊人。以北京为例，2009年机动车数量已经超过400万辆，未来一两年内有望超过500万辆。与同样的超大城市东京相比，北京机动车数量从200万辆增长到300万辆用了4年，东京用了10年；从300万辆增长到400万辆，东京用了12年时间，而北京仅用了2年时间；400万辆以后北京发展速度不减，而东京则进入了缓慢发展阶段。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继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突破1300万辆，201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增长惊人，再次创出新高。全年汽车产销量分别增长32.44%和32.37%，达到1826.47万辆和1806.19万辆，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1800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 　　在以汽车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我们不得不把机动化看做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又一现实背景。汽车工业在我国各大城市蓬勃发展，虽然有市场经济的根本因素，但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却是强有力的润滑剂、催化剂。 　　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我国选择小汽车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有其合理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小汽车如果作为大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交通拥堵。国外的交通实践证明，大量发展私人小汽车并不是万全之策。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相比，除了带来交通拥堵的后果之外，还会带来死亡率高、能源消耗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低等不良后果。况且，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多数城市在机动化和汽车社会到来之前，就已形成了人口和建筑高度密集的城市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