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内篇谏》文本联系及意义.docVIP

《晏子春秋·内篇谏》文本联系及意义 　　摘 要： 《晏子春秋·内篇谏》各个故事之间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故事表层遵循了一定的叙述模式，寄托了编纂者的政治理想，迎合了民间意识形态的独特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上下文的自我背反与自我否定又消解了“贤相劝谏——君王采纳——政通人和”叙事模式所营造的“似真性”幻觉，体现出文本内容丰富性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 　　关键词： 《晏子春秋》 晏子 叙事模式 文本联系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末期齐国贤相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明显含有后世小说的因素，吴则虞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1]。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晏子春秋》并非伪书后，其研究更加受到重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晏子春秋·内篇谏》的文本内在联系问题。 　　一、《晏子春秋·内篇谏》的叙事模式及意义 　　晏子故事的现实基础是晏婴在齐国成功的施政经历，修《齐春秋》的史官与编纂晏子故事的稷下学者又在叙述中融进了“春秋笔法”和儒家的仁政理想，汉末刘向对以往各个版本《晏子春秋》进行整理时采取了以类相从的体例，并进一步分为内外两篇，这才形成了今本《晏子春秋》的面貌。经刘向整理后的《晏子春秋》主题明确，结构清晰，注重叙事的完整性，故事之间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晏子春秋·内篇谏》为例，若我们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除了《谏上1》属齐庄公事，《谏上11》、《谏上18》景公未采纳晏子之言可以不论外，其余47章的叙事大都沿袭了一定的结构模式。属“齐景公言行失当——晏子劝谏——未知齐景公反应”的有： 　　《谏上3》、《谏上10》、《谏上16》、《谏下1》、《谏下10》、《谏下14》、《谏下17》、《谏下19》。 　　属“齐景公言行失当——晏子劝谏——齐景公采纳晏子的谏言”的有： 　　《谏上2》、《谏上4》、《谏上5》、《谏上6》、《谏上7》、《谏上8》、《谏上9》、《谏上12》、《谏上13》、《谏上14》、《谏上15》、《谏上19》、《谏上20》、《谏上21》、《谏上22》、《谏上23》、《谏上24》、《谏上25》、??谏下2》、《谏下3》、《谏下4》、《谏下5》、《谏下6》、《谏下7》、《谏下8》、《谏下9》、《谏下11》、《谏下12》、《谏下13》、《谏下15》、《谏下16》、《谏下18》、《谏下20》、《谏下21》、《谏下22》、《谏下23》、《谏下24》、《谏下25》。 　　相较第一组，本组的故事情节更为复杂，人物更加丰富，很多章节典型的体现出编纂者的政治理想与民间意识形态的独特审美趣味。在第一组故事中，只有《谏上17》出现了站在景公立场纵容或加深景公言行错误的人——艾孔、梁丘据，我们姑且称之为“帮凶”。而在本组故事中，《谏上6》、《谏上9》、《谏上12》、《谏上14》、《谏下13》、《谏下15》、《谏下20》7章都出现了景公“帮凶”；相应的，《谏上4》、《谏上7》、《谏上13》、《谏下2》4章也出现了晏子的“帮手”——正直的官员、朴实的民众，他们对劝谏的达成起到了辅助作用；有些篇章中的人物，如《谏上8》的“驭者”、《谏上22》的“占梦者”，虽无明显立场，但推动了故事的前进，情节的发展。因此，不同于第一组中晏子对齐景公的单纯说教，本组故事内容更加丰富，矛盾冲突更加激烈，通过美丑、善恶、忠奸两相对照的方法，成功塑造了晏子、齐景公、官员、民众的不同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应该说，同第一组相比，本组故事的叙事模式更具民间文学的理想色彩：每次进谏都以贤相晏子的胜利、景公的改过及景公“帮凶”的失败告终，这固然是“春秋笔法”的应有之义，体现出了包括刘向在内的历代晏子故事编纂者的政治理想，却也迎合了底层人民的爱憎，不自觉地寄托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这里的晏子已经不完全是历史上晏婴的真实原型，而是成为了一个“箭垛式人物”，表现出“艺术的真实”；有些篇章中更是出现了类似“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令”[2]、“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时”[3]、“官无废法，臣无隐忠，而百姓大说”[4]的圆满结局，鲜明地体现出民间意识形态的典型特点；如果统治者像《内上11》、《内上18》中一样，不采纳贤相晏子的谏言，那么就会出现轻则痛哭追悔、重则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这些作品已不单单是“作者从自己的思想感情倾向出发对生活现象加以组织的结果”，作为“一种简化的世界图式”，它所体现的是“一定意识形态环境中大众接受心理所认可的观念”——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社会心理中的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和美满生活的向往[5]。 　　二、《晏子春秋·内篇谏》的文本自我背反及意义 　　上文提及的《晏子春秋》叙事模式遭到了一些当代研究者的诟病，他们认为“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有时候一件事情不是都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