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六条诏书”治国思想评析.docVIP

苏绰“六条诏书”治国思想评析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隋朝最终重新统一了中国，而隋朝统一的根基是由西魏北周奠定的。在西魏北周的国家治理中，有一个人物功不可没，这个人就是苏绰。南宋叶适曾经说过如此话语：“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气脉，全在苏绰一人。”（《习学记言序目》） 　　苏绰是武功人，字令绰，出身官宦世家。“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周书·苏绰传》）他的一个从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西魏的实际执政者宇文泰问其家里还有谁堪任官职，苏让就推荐了苏绰。于是，苏绰被召为行台郎中。但是，很可能宇文泰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把这位新来的郎中当回事，一年多并未重用他。苏绰似乎也没有主动向高层靠拢的迹象，而是把自己的才能用在基础工作上，把主要精力用于公文格式的设计和规范。也许是这种格式化标准化的工作过于琐细，使宇文泰觉得苏绰不过如此，所以，尽管“台中咸称其能”，但宇文泰并未放在心上。 　　转机来自于一次大臣奏对。宇文泰有一天同行台仆射周惠达商量事情，周惠达不能应对，请求外出商议，返回后则说得头头是道，正中宇文泰下怀。宇文泰就问他出去同谁商议的，周惠达告知是苏绰，并顺着宇文泰的问话，推荐苏绰有“王佐之才”。由此，苏绰的名声再次上达最高当局。但重视归重视，并未当面恳谈，宇文泰依然把苏绰当做文人看待，令其转任著作佐郎。 　　宇文泰真正开始赏识苏绰，是在一次去昆明池观鱼的途中。昆明池在长安城西，是汉武帝时开凿的，附近有不少西汉古迹。宇文泰问周围大臣相关历史典故，谁也说不清楚。有人提议，苏绰“博物多通”，让他来解释。这一下，苏绰得到了进言机会，滔滔不绝，从“天地造化之始”，到“历代兴亡之迹”，侃侃而谈，应对如流。宇文泰听得高兴，竟然放弃了钓鱼，说了一路。回府后还不尽兴，留下苏绰，君臣对话，通宵达旦，很有点像秦孝公见了商鞅那样。“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天亮上朝后，宇文泰立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此时，宇文泰的上面还有一位名义上的西魏皇帝，他以大将军兼宰相的身份掌控实权。苏绰的职务，相当于宰相府的办公厅主任。 　　苏绰在西魏中枢，一开始并未大刀阔斧全面改革，而是先整顿行政管理，建立规范的制度和流程。据史书记载，他这期间做的主要工作为“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即建立公文制作与运行处理规范、财物账簿记录核算规范、户籍租税管理规范。这些制度，具有国家管理之基础建设的性质。虽然苏绰的具体措施已经不得其详，然而就凭财务记录用黑色表示收入、用红色表示支出这一创举，就可看出其价值所在。没有对行政管理的丰富经验和缜密思考，是无法想到这种记账方法的。其后，苏绰参与制定了西魏与东魏北齐对抗的重要军事决策，因功封爵，食美阳县五百户，职务也被提升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主管财政、文化、农业。 　　宇文泰来自鲜卑少数民族，出身于武川军人，他以尚书仆射出掌关西大行台起家，最终以大将军兼尚书令执掌西魏大政。在同东魏、南朝的拼争中，宇文泰本来处于劣势。但他励精图治，国势日兴。西魏刚刚建国的大统元年（535年），宇文泰就着力刷新政治，革除旧弊。“太祖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周书·文帝纪》）经过十年积聚，西魏在国力上已经可以同北齐南朝争锋，号称“中兴”，而且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的文本是苏绰整理的。大统十年（544年），“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颁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同上） 　　真正展示苏绰治国才能的，是他在宇文泰改革期间提出的“六条诏书”。这六条诏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框架。“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周书·苏绰传》）从整体来看，苏绰的“六条诏书”，是宇文泰战略定位的实施方案及其原理阐释，详见后文。 　　关于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学界已经多有介绍，在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其文化方面的“顶层设计”。读史稍微细心一点就可发现，从西魏到北周，有一个在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即整个国家体制包括官职设置，几乎全部按照《周礼》一书操作。例如，魏晋南北朝的其他国家，都已经在官员品秩上实行九品等阶。唯独北周推行“九命之典”，一品官称九命，九品官称一命，以此类推。流外官也分为九秩，九为最高，一为最低。州郡名称，大都改动，能复古尽量复古。尤其是官职体系，西魏本来实行三省制，其政务中枢行台是行尚书台的简称。而宇文泰放着魏晋以来形成的三省制不用，硬要仿照“周官”改为六卿制，宇文泰自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