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中和之悟”修养论转变.docVIP

论朱熹“中和之悟”修养论转变 　　修养论是对人性与人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从中提出培养理想人格的方法的理论。修养论受到古代儒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有关修养论的思想内容。郭店简《性自命出》中提到：“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认为人在受到外界事物触动的时候会依据人性的喜怒哀悲之气产生各种反应，喜怒哀悲之气发动正确而合理，人就会做出正确的行为，而在接触事物的时候得到了片面的印象，喜怒哀悲之气的抒发偏而不正，会把人导向错误。所以《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为了使人的性情归于合理，孟子提出了“求放心”的修养方法，主张把心从对外界事物的追逐中召回，以求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荀子也提出了修养方法，《苟子·儒效》称：“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主张收束情性，重视“学”的引导作用，造就君子人格。《周易》的艮卦也指示出了一条修养道路：“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背解为注意于后背，即注视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既不能见自己，也不能见外物，达到无所烦扰的艮止心境。在这些论述中，“性”表示人的天性，“性”感于外物而产生性之欲，性之欲则表现为好与恶，修养论的主要动机就是调节好恶的程度，防止好恶无节带来的不良后果。修养的方法则是收束由好恶产生的喜怒哀乐等等情感，保持宁静的心态，加以学习，最终达到对事物的正确对待，由此养成理想的人格。这些主张都要求从人性与人的情感、认识等心理活动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寻求使人的心理活动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这一修养论的基本框架与修养方法被后代学者所继承。 　　“中和之悟”是指朱熹在丙戊、己丑间对《中庸》“中和”问题进行参究的过程，“中和”出自《中庸》首章“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文中的“中”与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未发时相联系，“和”则是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发动之后的合理状态，“中和”能够起到位天地育万物的作用。“中和”问题为理学家所重视，被认为是《中庸》的关键所在。朱熹在“中和之悟”中对《中庸》中未发与已发、性情与心等概念进行了分析，进而在修养方法上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持敬的修养方法。通过对《中庸》的已发未发与中和问题进行思考，朱熹在治学途径上由李侗为代表的道南学派转向湖湘学派，最终实现了向二程理学思想的回归。在这一过程中，朱熹奠定了自己治学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开始了独立的理学研究。由“中和之悟”的结果推论出的心统性情说与“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的认识修养方法成为朱熹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朱熹的“中和之悟”奠定了他理学思想的基础，也通过学术交流影响了张等人的观点，是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之一。 　　在朱熹对中和问题进行研究之前，理学家们对中和问题涉及的修养方法、未发已发等内容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程颐与吕大临曾就“涵养于未发之前”与“求中于未发之前”的问题进行过讨论，胡宏则主张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朱熹从学的道南学派经杨时传罗从彦而到李侗，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为修养要旨，对朱熹“中和之悟”之前的修养论观点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所作的李侗《行状》说他：“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杨时也曾说：“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体自见。”道南学派的重要修养方法是在静中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有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是：“要求体验者超越一切思维和情感，以达到一种特别的心理体验。其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个体的意识活动转而成为一种心理的直觉，在这种高度沉静的修养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内心，成功的体验者常常会突发地获得一种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浑然感受。”这种感受被认定是“大本”的气象，他们要求在日常活动中持守这种对本体的心理体验，保持与万物浑然一体的感受，从而提高自己的自觉性，达到调整心理活动的目的。道南学派在修养过程中虽然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达到一种直觉状态，但在修养宗旨上则是在故意追求对“气象”的体验。道南学派探讨的“喜怒哀乐未发”既不是时间上的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未发动之前，也不是逻辑上的喜怒哀乐被触发的基础，而是人为追求断绝思虑所刻意制造出来的平静的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通过“危坐终日”、“静坐”等方式实现，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与锻炼才能够达到有所体验的程度，就其实际来讲是一种主观地寻求心理感受作为道德践履的依据的修养方法。在程颢、程颐的修养论中，并没有提出这种直觉式的体验未发，但是这种试图对本